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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辑佚的基础上又广搜博征，加以补充，是目前能见到最全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汉末英雄记》尚有佚文一万两千字，约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一，涉及人物五十余人。

这些人包罗广泛，既有曹操、刘备、孙坚、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刘表、刘璋、张扬这样的割据群雄，也有董卓、李傕、郭汜、杨奉、胡轸这样恶名颇多的军阀；既有刘虞、张俭、王匡、凉茂这样的名士，也有周毖、伍琼、臧洪这样的侠客；既有天下知名的风云人物，也有像李叔节、关靖、刘子惠、赵浮、朱汉、尚子平、韩珩这样的小人物；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像丁原、韩馥这样的悲剧英雄；既有武将，也有像孔融、逢纪、审配、郭图、向栩这样的文士。所记录的事迹重点在董卓之乱后到赤壁之战前，也就是王粲生活的主要年代，对王粲来说，《汉末英雄记》就是他对汉末三国历史的“口述实录”。

这部书冠以“英雄记”的名字，显然是把上述这些人都当成英雄来写，这涉及到对“英雄”概念的理解。“英雄”一词据说最早出于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中，班彪在总结汉代立国经验时认为，“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是刘邦成功的关键，与王粲同时代的刘劭认为“草之精秀者为之英，兽之特群者为之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到了近代，“英雄”一词又有了新的内涵，梁启超眼里的英雄除了“贵乎豪杰”之外，还必须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通常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要么是安邦定国、建立功业的领袖人物，要么是扬名疆场、保家卫国的勇士，要么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他们是一群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通常拥有藐视一切的能力，有傲视群雄的气势，普通人对他们不但敬畏，而且难以捉摸。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为善、行善，必须有义和勇的品行，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被称为英雄。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汉末英雄记》里所载的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称为英雄。他们有的身上有善也有恶、甚至恶比善多，他们有的知名度一般、更没有特别突出的“英雄事迹”，还有的仅为文士、文官，没有上过沙场也没有行侠仗义。但王粲把他们统统写进《汉末英雄记》里，因为在王粲的英雄观里，不以贵贱论人，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既看中大英雄、大豪杰，也关照小人物、小细节，他所谓的“英雄”，其实就是汉末各类精英的总和，是各种人才的统称，只要他们能因时而动，无论凭体力还是智力，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在历史上留下过自己的一页，王粲都用笔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这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汉末时代精神向务实、通脱演变的一种体现。

一部被忽视但有特殊贡献的史书

王粲有博学强记的天赋和家学渊源的优势，他善于属文，又亲身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长期在曹操身边任职，与曹丕、曹植等人关系融洽，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汉末英雄记》的与众不同。这部史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不仅有较强的可信度，而且经过王粲的精心加工，艺术水平和可读性也较一般史书更强。

《汉末英雄记》最晚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时曹操还在世。这部书写成六十多年后，陈寿才开始撰写《三国志》，又过了一百六十多年范晔才开始撰写《后汉书》。《汉末英雄记》如今只剩五分之一，仅用这些散篇与上述两部史书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直接引用、移植有时甚至照抄《汉末英雄记》的地方就有很多，如果《汉末英雄记》全部保存下来，我们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还有更多事件出于《汉末英雄记》。

这是王粲对史学的巨大贡献。王粲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