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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凭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这便是布迪厄所说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那种简单性的文化资本则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是）被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1页。

任何形式的考试又都牵涉到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高考的本意是要选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兼顾公平的过程中，高考又不能完全实现效率这一维，对于这一点，专家学者多有论述。例如，刘海峰指出，中国从古到今都在不懈地追求人才选拔的公平与效率，并出现了“至公”的理念。在考试选才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过度追求公平的国度。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最常议论的全面考核与公平客观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综合考察德、智、体、美各个方面来选拔大学新生，应该说最能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就最符合效率原则。然而，这种考核方式却容易损害公平原则，因而往往行不通。与在许多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所不同，在考试选才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选拔性考试最初虽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是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尽管中产阶层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使其子女在课外活动和语言表达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博雅、举止风范以及见识等方面也比一些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表现优秀，尽管针对南京这类城市高考难题，专家所提出的“放手让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实行宽进严出”的类似对策，已经在台湾等地证明明显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见多识广的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学生，但是至少在目前注重形式公平的高考中，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一些学生还是会因为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被高考淘汰。由此，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压力重大的中产阶层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不知所措。

甲高中学生作文中，不止一个学生谈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观念冲突。一位学生说：“我爸我妈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关于如何教育我这个问题，我妈认为应采用严厉加赏赐，而我爸则认为应该任我发展。我妈觉得只有严厉和奖赏才能刺激人进步，而我爸则觉得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能由家长来左右。”

同时，孩子升学的压力也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一位女生说她的妈妈：“我考试没考好，她立即声色俱厉，从各个方面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可她色厉内荏，骂完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她自己也觉得内疚，让我忘记这事。”

所有的孩子最终都要面临社会的选拔，但接受考验的不只是孩子，更是那些家庭。尽管中产阶层家庭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也能够给子女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起点，但鉴于文化资本的象征性财富的性质，它不能直接由父母传承给后代，这样就增加了父母的教育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家长对于孩子不但强调学习能力，还致力于发展其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良好的承受压力的心理能力、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决策的能力，目的是要满足社会选拔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还要面对各种考验，那些来自低下阶层的孩子们也在凭借他们自身的优势展开竞逐。正如帕累托所言，社会没有永恒的贵族，中国也有古话：富不过三代。由此也能够看到，中国不仅存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同样也存在精英循环，社会将筛选符合需要的候选人进入上层领域，而不仅仅是保护既得利益者。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中产阶层父母们一方面迫于工作的压力，忙于自身充电，忙于追求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放弃丁克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