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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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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7)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图摧毁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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