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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革命年代，韦泽都督都是通过组织来实现营运，现在的韦泽都督则是直接向整个国家发言。‘韦泽周末谈话’是央广的节目，也就是说针对整个国家进行广播。传统生产力模式下的政治模式无法理解这做法。

斗争的弦顷刻又绷紧了，王明山想到一种可能。如果那帮老兄弟们对都督逼迫过甚的话，都督在广播节目里面做公开的批评……。想到这里，王明山觉得自己简直是脑洞大开。都督不可能失去对组织的控制。但是他很快又忍不住顺着之前的思路想下去，若是都督公开声称某些人或者某一批人是敌人，并且要求人民动手的话。以现在的民朝人民对韦泽的信仰，那些‘敌人’只怕立刻就会被撕成碎片。

感受着自己心脏的猛烈跳动，王明山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未免太荒诞不经。寻找自己这么想的理由之时，王明山发现这是对匈牙利局面的设想。那位被匈牙利上层与下层同样热爱的茜茜女王要是公开发表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批判，那帮社会主义者们大概会陷入极度被动的阶段。身为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王明山一点都不想面对这样的局面。

到了年前，三会结束，王明山就奉命到韦泽这里汇报。先把这个民主基金会草创的情况讲完后，王明山直接抱怨道：“都督，我们这里没有优秀人才，银行的年轻人对此毫无兴趣，您得找些跟王士珍同志一样的人才行。”

韦泽笑道：“一个国家的革命要靠那个国家自身的局面变化，我对民主基金会的要求是向欧洲国家提供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人员我会给你派，不过你自己可别没了耐心。”

“欧洲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恐惧。哦，是欧洲上层，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么？”王明山对此早就有了判断。

“那可未必。欧洲国家和民朝的区别，想来明山你是该有认识的。欧洲要人民为资本创造利润，我们民朝虽然没能做到最高，但是好歹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让人民拥有更强的能力，推动自我的解放。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欧洲上层为什么害怕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欧洲人民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欧洲上层就要被消灭，为了自己的存活，他们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消灭外部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看，他们是办不到的。我们不打过去，他们就可以烧高香。另外一种是镇压国内的人民群众，想精准的镇压某种思想，就必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你指望那些老爷们能办到么？他们办不到，又要镇压，就会大规模的杀戮，宁可错杀一千，不会放过一个。这么做的结果只是激化社会矛盾。”

听着韦泽的介绍，王明山觉得自己也只能听听。韦泽的判断总是很正确，但是这种判断却不是‘锦囊妙计’型的，到了某个时机打开来一看就能起到绝佳的效果。所以王明山听完后只是应道，“给我派些优秀的年轻同志，我就能带着他们坚持下去。”

“我会安排此事。另外民主基金会要注意，我们并不是用我们的资金去养活一群玩票的口头革命家。我想你肯定能分辨出这些人。凡是只求结果的家伙，一定是玩票的。你可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南京走到广州的。”韦泽最后叮嘱了一句。

“我明白。”王明山答道。

走出了韦泽的办公楼，王明山站在门口没有动弹。韦泽对40年前南下的话触动了王明山，回想起40年前的跋涉，王明山有时候甚至有种恍然。他自己从来没想到，就在那么几个月里，他靠自己的双脚实践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古训。不仅仅是一千里，而是四千里，这是王明山第一次真正把古话落实到自己人生中的经历。

出征的队伍中男女老幼都有。这支队伍里的成员绝大多数都之前都没去过广州，甚至过半的人根本不知道天下居然存在广州这座城市。但是大家就是跟在韦泽背后，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四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