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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条件的限制，任何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则是中国目前社会政策的明显特征。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益保护法、残疾*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应当承认，国家和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关注和实际保护往往是不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不如1978年以前的30年。国家和社会在许多领域或场所，只是承认社会成员利益驱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许多渠道去“致富”，为此往往可以制定一些变通性的政策予以保护或提供方便；然而，对于社会成员自身所拥有的基本公民权却保护得不够。“应然”和“实然”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办法来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就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政策的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所以中国的社会政策应当得到全社会的特别重视和足够的投入，甚至应当得到超前性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主体部分，由于体系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不足，由于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距，所以效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严重的问题和巨大压力。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进行建设的过程。就此而言，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防止两个极端现象的发生。

作为现代公正理念具体化的社会政策必须防止两个方面的问题，缺一不可，否则社会政策便是片面的，会造成不公的现象。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予以解决的。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初期阶段，贫富差距往往较大，容易诱发许多社会问题，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因而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予以矫正。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调剂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严重危及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如果还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刻不容缓。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平均主义的高福利化。中国虽然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由于传统的平均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强固存在，由于如今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对于公正的强烈诉求，更由于前两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为一，因而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有可能会引发某种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现象。对此，应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

第二，既要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又要维护其基本的权利。

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但是，对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理解还不能仅限于此。

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样应当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应当看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状况，既反映出社会成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处境（结果）如何，也是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