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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学校，是专门训练*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先当山西督军后当山西省长，多次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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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