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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国民军识破晋军的退兵之计后,也随即调整了部署,紧紧跟进。后撤的晋军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至的国民军再次交战。小馒头山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0时左右,双方死伤狼藉。晋军再次遇上了强敌。
国民军进攻山西,显示了强劲的战力。使直吴、奉张认识到还不到分手的时间,随即重新调整了双方关系。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晤,进一步协商所谓“讨赤”事宜。据王怀庆致阎锡山的电报称,“雨帅宥日由津来京。玉帅勘晨由长辛店来京,往还拜晤,深为融洽。即于勘午在怀仁堂欢宴,雍容一堂,军政大体,不难彻底解决。并于晋军此次攻伐赤军,苦战多日,待久耐劳,赞美弗置。两军拟定直鲁奉军艳日拂晓,对西北下总攻击令。”
此后,奉、直两方军队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攻势。8月中旬,在奉、直军队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退往西北。在此之前,奉军吴俊升部于8月上旬,攻占了多伦。国民军在南口丢失的次日,下了总撤退令。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5)
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晋军与国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部署的调整、武器弹药的充足,以及各部的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竟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则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据6月29日阎锡山致王怀庆艳电称,“晋北近日战况,均甚得手,灵邱、浑源之敌,昨今两日完全击退。敌人死伤甚重,掳获亦多。现正在追击中。灵邱方面已与魏军接头,以后动作更觉容易。”
国民军撤出南口后,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18日,大同在被围困三个月后,宣告解围。国民军相互掩护,纷纷向绥远五原地区撤退。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晋军乘势“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绥远首府归绥。从而把山西的地盘扩展到了绥远一带。在占了归绥之后,阎锡山立刻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 至此,阎锡山攻讨国民军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退出,晋军势力向绥远扩张而宣告结束。
国民军在久攻雁门关不克,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分化,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等先后“投效”阎锡山。对于投晋之国民军,阎锡山均优礼有加,一再声称,“彼此皆为国家军人,此次以兵戎相见,责不在两君(指韩复榘、石友三——作者)”。“弟对待朋友,向系开诚布公,请释注为盼。” 韩、石等部投晋后,分别被编为晋军第13、14、15等师,韩复榘、石友三等分任各该师师长。
联直、奉攻讨国民军之役,是阎锡山第一次向外界显示他的军事实力。经过两次扩军的晋军,以大约8万左右的兵力,持久作战达三逾月,抵御了20万国民军的进攻,最终转败为胜。它以晋北13县饱受战火蹂躏的代价,为阎锡山赢得了地盘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使他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北洋政坛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单从军事的角度看,该役使长期以来疏于作战的晋军得到了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固守城池的经验——天镇、大同的守城战,成为依城固守的典型战例。自此,晋军以善守而著称。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返回,遂即重振旗鼓,于当月17日,在五原就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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