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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也因此而飞扬跋扈起来，居然以阎锡山的继承人自居，引起军人内部的倾轧，尤其是被排斥在铁军组织外的一些高级将领，极为不满，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阎锡山为了调和内部矛盾，便将杨爱源、孙楚、赵承绶、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杨澄源等人，吸收到铁血团之内，并称之为“特团”，作为铁军的领导机构，以杨爱源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分担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三三铁血团”实际上仍由王靖国把持。因为与“特团”并存的机构是作为铁军组织公开的最高机关——“整军委员会”（1943年改为建军委员会，并把“二十八宿”称作督建委员），由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人兼主任委员，但王靖国始终任办公室主任，一直把握着铁军组织。

三、扶旧抑新（1）

组织“同志会”

太原失陷后，山西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一步展开；政治上，阎锡山的旧政权逐渐缩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日益壮大。看到这些，阎锡山并不是十分高兴的。

1938年2月10日，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即“临汾会议”。会议按照阎锡山提出的“认识上适合需要，行动上把握现实且推动现实”的主要精神，作出了“抗战工作总决议案”。

该决议案规定，凡山西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将认识统一到以下三个方面：实行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组织责任心。决议案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又规定了各项工作中的统一步骤：（一）健全*集中的政治机构，发挥廉洁的责任的政治效能；（二）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三）实施民族革命教育；（四）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五）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六）铲除汉奸并发动争取不做汉奸运动；（七）发动人民战时服务，以促进军民合作；（八）发展公营事业，推行物产证券。

从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来看，应当说阎锡山的抗战态度并未改变，但是，这其中已经埋下了只能意会的目的，他力图要使山西抗战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当时，鉴于军政摩擦、新旧派之间的矛盾，阎锡山采取两种措施。首先是予以协调；其次是计划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实现新的统一。

阎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过去我们表现着‘不够’和‘不一’的两种病态：认识不够，领导不够，工作不够，更加上认识不一，组织不一；不够已经减低工作效率；不一更加分散革命力量，能纠正旧错误更建立新作风，使不一成为一，不够成为够，必能结成洋灰钢筋的团结，担负起民族革命的伟大使命！”

阎锡山还认为其旧军“不认识需要”，新军又“把握不着现实”，因此要“一方面打破‘安常守故’‘维持现状’的错误观念，一方面纠正‘脱离现实，操切操进’的幼稚行动”。为此，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作为统一领导第二战区军政民各部门工作的集中组织，这样，既可将新旧两派统一于一个组织之内，以便协调矛盾，又可从组织上扶旧抑新。

于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由参加会议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08人签名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公约9条，由其秘书杨思诚用毛笔楷书抄在阎称之为“万金账”的厚麻纸本上。公约如下：

一、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

二、本会同志，应努力于抗战之种种工作，以求抗战之胜利；努力于迎头赶上之种种工作，以求民族之复兴。

三、本会同志之集合，在集体努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