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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场中国空军和日本海军的较量，因为对中国空军在中苏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和不可逆转的战术优势，日本就在中日两国的暗战中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伊势事件。

伊势事件结束后，日本政府不再继续向帝国提及新几内亚问题，转而重新要求签署一份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新的中日通商条约，但还是在政府公文和社会中继续使用“支那”蔑称中国，毫无道歉的想法，帝国外交部追究的意图也同样淡化，中日仿佛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冷战阶段，只是伊势事件又一次的加深两国冷战的程度，从政府到民族都充满了寒冷如冰窟一般的敌视意识。

几天之后，宋彪还是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办公厅处理公务。

汪兆铭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来自日本的《朝日新闻》，并为此准备了翻译稿，这样的安排有些超乎常规，也不在汪兆铭的职权范围内。

宋彪还是将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闻》晨报翻译稿看完，这时才明白汪兆铭的用意，原来那一天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新任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的文章《我们到底得罪了谁？》。

汪兆铭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的用词，并且具有一种散文诗般的随笔行文风格，读完之后让人感慨唏嘘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写道——当我接受高桥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糟糕的公务之行，结果还真是如此呢，让我这样的人也感到沮丧和伤心。

“回国之后的我在海军本部的那间桦木门板后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关起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么的痛苦和哀悼，也许我知道我们不会和支那帝国冒险开战，但我还是很难过，一个人的在海军本部的深夜里，曾经在日本海战期间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辗转难眠，我总是不停的想帝国和支那为何要走到今天这样的令人伤心欲绝的地步？”

“我们要求得到殖民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和兄长都一样最为崇拜的维新哲人福泽谕吉先生如此说。我们也深信如此，可世界是残酷的总是逼迫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最为痛苦的局面。”

“明治四十四年的朝鲜半岛战败之后，我被迫结束了自己所热爱的旅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回国担任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在伤碎心的命令舰队启航离开的那一刻，我仿佛就已经看到民族苦疾的开端。在此之前，我大约是在喜欢住在中国的大和人，我喜欢他们那些愚昧而单纯的辛勤的人们，我喜欢曾经的那位东三省的总督，后来的支那帝国的皇帝宋陛下，那时的他更多的还只是一名单纯的军人，总有着战术和战略上敏锐思维，以及惊人的战术创新和新颖进步的现代战争思想。在有限的交往中，即便是我这样的海军军人也总能在和他的交谈中受益良多。所以，我总喜欢说他才是亚洲的军神，他厉害的连我那位从小就傲慢自大的不可一世的兄长阁下也敬佩的无话可说。当我离开旅顺之后，即便是身为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我每年也总会找各种机会去支那，想着办法的能见到他，哪怕只是和他简单聊着天气那种无聊的话题。”

“我知道这位支那皇帝陛下总是在变，变的更为陌生，依旧犀利的堪称亚洲陆军之神，却高高在上藐视诸生。以至于我再也不能解读他的内心，在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透过他的双眼，我所能看到的除了高贵之外就只有冷漠和无情，我总是会坚持阅读他笔名之下的所有支那中央社评，虽然我知道那些文章中有许多都是他的幕僚所写的，但终究还是能代表他的思想。”

“我们讨厌他自身神武陛下，那是我们讨厌他的最大因素，但每当我整理他的社评和他在支那国内的公开言论，我还是会惊讶的以为他简直就是神武陛下再世的那种皇帝阁下，他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