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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窗（2）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致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激！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写的字： 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