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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支长长的护送队伍。红卫兵还派代表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而从北京回来的人,满脸灿烂,幸福得不得了,话多得比后边溪的水还要长。红卫兵更走出校门,大搞串联,有的去温州、杭州等地,不坐车,一路步行,走得满脚尽是血泡。

1967年,芙蓉中学自己造自己的反。

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大家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先是学校领导遭到揪斗;接着是出身不好的教师被赶下讲台,接受审查;然后是造反派发生内讧,分裂成两派,彼此谩骂、攻讦,莫名其妙地斗来斗去。校园里漫画、大字报满天飞。厕所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大字报,都用毛笔抄写,白纸黑字,列着一条条罪状,字字咬人,而其首行,都赫然写着“最高指示”(即毛泽东说)四个字。

学校里还成立了革命宣传队,宣传队队员表演节目,像做广播体操,其动作特别整齐、有力。这些节目,大部分是从县里学来的,唱的少,喊的多,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斗志。

俄语女教师王慕娥(武)担任宣传队指导,她30多岁,南京人,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而来,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长得非常漂亮。她丈夫在大荆中学教书,出身地主,因不堪批斗而自杀。王慕娥(武)拉扯着两个幼女,在众人面前,却常常强作笑脸。

的确,造反泯灭了人性,颠倒了世道,人们变得疯狂不已。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农民,也纷纷仿效红卫兵,人斗人。在芙蓉街,一街两行的房子,其屋檐下方,凡有空白之处,造反派均用油漆涂写了革命标语。下街张友邦家坐落在丁字街口,丁字街口是芙蓉街最热闹的地方,因此,他家屋檐下那一排窗壁,就成了“海报”发布中心,各种充满火药味的“海报”总是一日三换,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而大街小巷上,“洋锣洋鼓”和“大闹”(即锣鼓队)常常敲得震天动地。大家更打出了各种造反旗号,不光文攻,还武斗,有人弄不到真家伙,便在腰间别起了裹着红绸的假手枪。

芙蓉中学两题(2)

1968年,人家造芙蓉中学的反。

贫下中农选派出代表,成立委员会,进驻并管理学校,于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切由“贫管会”说了算。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教师靠边站,而教师不够,就抽调个别“根正苗红”的小学教师补充。从此,学生们用不着学文化课,一边读《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参加农业劳动,而上课时,领头的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便齐声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的叫:“敬祝林副主席(指林彪)身体健康!”大家便齐声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贫管会”最怕中学生忘本,除了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台上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话,台下让全体中学生吃野菜、糠饼。当时,许多同学,也包括我,觉得此事很新鲜,便争着吃野菜,还吃吃地笑。“贫管会”负责人看见了,便大声地喊:“大家严肃点,大家严肃点,要讲无产阶级感情!”我们便真的严肃起来,但事后却偷偷地吃带来的饼干。

经历了上述三次不同方向和性质的造反,芙蓉中学变得“三不像”:不像学校,不像农场,不像放牛坦。学校的教学设备及图书档案均遭毁坏,教室、寝室的窗玻璃几乎全军覆没,而学生大量辍学,有些班级,全班只剩下20来人。校园里原先种着许多芙蓉树,每当秋季,树上热热闹闹开满了花,而这些花一日三变,早晨为白色,中午为粉红色,傍晚为深红色,远看近看都很漂亮。然而,现在谁都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花,而不少芙蓉树却莫名其妙地死去。

自然,芙蓉中学落到如此境地,这是“文化大革命”造的孽。然而,也恰恰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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