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3/5页)

功，不但隋唐系列小说中无一部可望其项背，在其他通俗小说也不多见。

“隋朝十八条好汉”的说法，在《说唐》以前的小说里从未提过。于史无征是不用说了，荒唐可笑也确属其实。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斗智斗勇、实力谋略，而是看好汉的级别。第十六条好汉秦琼只配给第八条好汉杨林当“十三太保”，只有请来第七条好汉罗成，方有胜算。而战无不胜的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也只有等到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出场，才被撕成两半。难怪孙楷第先生要斥之为“荒唐不经之言”。更有趣的是，《说唐》书中居然还没把十八条好汉说全，数来数去，才找出十三条来：第一李元霸，第二宇文成都，第三裴元庆，第四雄阔海，第五伍云召，第六伍天锡，第七罗成，第八杨林，第九魏文通，第十尚师徒，第十一辛文礼，第十六秦叔宝，第十八单雄信，而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都缺名。此书的粗疏可见一斑。

可是，平民百姓对此却并不在乎。一提到“说唐”，他们首先想到“十八条好汉”，以及互相之间的强弱。我们幼时读《三国》、《水浒》时，不也为吕布与关公谁强谁弱、林冲与秦明谁更厉害而争论不休吗？这种“排座次”的写法正符合了普通民众的想像力、理解力，投合了他们的心理期待，自然会大受欢迎。孙楷第先生也明确指出：“乡村细民津津乐道不置，……所嗜实在此等也。”这正是民间文艺的特色。

其实，如果我们把《说唐》放在隋唐系列小说中来作纵向的考察，就会发现，除了民间文学的鲜明特色之外，《说唐》还有另一番价值，那就是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功。今存最早的隋唐小说是成于明代的《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唐秦王词话》。它们所作的无非是把历史通俗演义化，简单粗糙。其中，秦琼、尉迟恭、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物虽已出现，但除了《大唐秦王词话》里尉迟恭的形象比较完整鲜明之外，其它人都仅仅是知其名、见其事，而不能想见其人。

到了明末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开始有了转变，秦琼——而不是李渊、李世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秦琼的身世遭遇——而不是何时改朝换代、何人称王称帝——成了作者关注的中心。所以，有人就把《隋史遗文》称作“秦叔宝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遵循“历史小帐簿”的观念，注重搜奇辑异，重事而不重人。只有到了《说唐》，瓦岗寨的英雄豪杰才真正地、群体地成为小说的主人。尉迟恭、秦琼的形象虽继承旧作，但有了改进；程咬金、罗成、单雄信等人的形象被赋予了鲜活的性格，一下子走到前台；而伍云召、雄阔海、裴元庆、李元霸等人则首次登台亮相，一个个栩栩如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以说，隋唐群雄的形象与性格只有到了《说唐》才真正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得到了定型。这才是《说唐》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说唐》的这些特点，与其成书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流行于清代的《隋唐演义》是综合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书敷衍而成的，而《说唐》则是根据说书人的底本整理而成的。明清之际，说书业极为繁盛，在讲史一类中，隋唐故事是重要的节目之一。当时著名的说书人柳麻子柳敬亭曾在一条北上的运河船上讲说隋唐故事，“其言绝俚”，“坐客莫不鼓掌称善”⑾。应该说，当时的说话为《说唐》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书中留有明显的话本的痕迹。说书是分段讲说的，所以二十七回里有“因此名为‘走马取金堤’”，三十回里有“这回书叫做‘罗成走马破杨林’”，三十七回里有“这回书名为‘撞死黄骡马，别断虎头枪’”等文字。书中的许多语言也都是说书人的声口，而不是文人的笔墨。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说唐》称作被写定的说书更恰当一些。

说过隋唐故事的说书人很多。此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