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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认识并不统一。实际上，这种政策分歧在集权体制下虽不能形成公开的争论，但综合分析各种零星的记载，高层政要的政策歧见还是有迹可循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就已通过各自的渠道获知了国民『政府』内的这种分歧。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裨德本在给哈利法克斯电的报告中，便将重庆『政府』要人的意见分为以下几派：“一派主张立即对德宣战，以此来确定和强化英法对中国的责任。少数但非常有影响力的亲德派主张谨慎行事，并逐渐发展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他们认为形势可能会发展到这样地步，即中国支持欧洲的德国，同时中国通过波兰和苏联而获得德国的物资援助。以孔博士为首的很少一部分人则主张绝对中立。还有一派人数最多，观点也与蒋介石本人的看法最接近。他们认为，穿越『迷』宫的惟一路线是在抵抗侵略的问题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紧密的协调。”可惜，这一情报并不很准确。尤其是在对蒋介石的判断上。

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当日，蒋介石便在重庆的官邸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参谋总长何应钦、***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等人，讨论今后的外交方针。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均主中立。但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对英之妥协”。只有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大体上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但他提出，苏德协定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与德交战的国家，如中国对德宣战，苏联对华物质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王世杰主张经过一番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

其实中苏关系历来就奇妙的很，尽管在欧洲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蒋介石开始声称，欧洲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目标便是将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获得一同解决。然而，这一认识不能代表欧战爆发前蒋对欧洲时局的真实想法，或至少不能以此来概括他的全部认识。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期望着能得到苏联和英美法等国的全力援助。因此，任何有可能分散苏英美法等大国对远东问题注意力的事情都不为国民『政府』所乐见。

其实国民『政府』考虑的也是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处于多个西方列强的控制争夺之下，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利用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出兵中国山东，占据胶州湾，迫订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民四条约”。2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惨痛经历。因此，中国不希望看到欧洲再次爆发战争，国民『政府』害怕***帝国主义再一次重演20年前的卑鄙。

最起码现在不管是英法还是美苏，对于中国都是同情的，但是要是欧战在一次爆发，那么欧洲的大国根本就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管中国的事情。这样一来，中国的抗日环境必将变得极为艰难，这是国民『政府』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不愿意看到的。

蒋介石在接到欧洲方面情报人员发来的情报后也是大为头疼，欧战爆发后，中国最大的担心就是苏日妥协和英日妥协。为此，中方必须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国担心苏联正在玩弄一个机会主义的游戏，会努力从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为自己谋利益。有消息说苏日正在谈判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也在促成此事。尽管苏联『政府』本身并不热心与***建立友好关系，但苏联、***和德国这三国还是很有可能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交易的。但是，如果苏联感到它在中国还有其他选择的话，它是不会倾向于和***联手的。因此，如果英国『政府』在远东采取“绥靖”政策的话，那将产生最不幸的结果。

尽管自身的安全依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是韩云华最关心的还是欧洲的事物。但是很遗憾，不管是内***军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