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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在大三元开了第一次组委会。出席的除了艾丰先生，还有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桂世镛、王梦奎、经济学家刘国光、《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范老当时还没有到人民日报任职）等领导。那回先生给我留下的两个印象极其深刻。

一是当时所有领导全有司机，唯独先生自己驾车而来。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私车特别是领导干部开私车简直不可想象。身为人民日报编委，准副部级干部，先生此举在当时相当另类而且扎眼。

后来先生告诉我，为了这辆用稿费买的二手车，他还被要求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做出说明。先生的说明也颇具个性：“在中国，领导干部开公车办私事不是问题，但是开私车办公事就是大问题。”先生的幽默让本来严肃的高层会议一下轻松起来。当然，先生的钱来得明明白白，花的清清爽爽，自然没有任何说不清楚的。

第二个深刻印象是先生的锋芒毕露和领袖气质。按说那天的会，多数人都比先生位高权重，但是没多久，会议的焦点就转移到先生那里，他反而成为了核心。

先生的这一领袖气质其实并不适合中国的官场，但是这种人格所具有的特殊光芒很多时候想掩盖也掩盖不住，结果先生一生没少为此吃亏。

从那以后，我和先生的交往密切起来，并成为他办公室的常客。每次去，都会坐下来聆听他的教诲。而且他对我也是恩爱有加，工作再忙，都要和我谈很久。用先生的话说：“我俩有缘分，我喜欢这个小兄弟。”你看，我把他当师父来尊，而先生某种程度上是把我当忘年交的朋友来处的。

1994年，我和先生合写了《评说阿里斯顿现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大家的文章。

采访是我去的，跑了当时九家阿里斯顿中的六家。回来后找了一个下午去给他汇报。先生说：“你放开来说，想到啥说啥，尽量把你看到的印象深的东西说出来。”我滔滔不绝、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先生认真听过后说，材料够了。然后定下提纲，让我回去执笔。

两天后，我把洋洋洒洒四千言的初稿给他。第一次与大家合作，我当然是拿出了看家本事。先生看过后说：“总体可以，我再打磨打磨。”

几天后，先生叫我过去，把改过的文章给我，并谦虚地说：“你看看这样改行不行。”我一看，肉还是我的，但早已脱胎换骨，文章的气势和高度非原稿所能及。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天外有天，并切身感受到和大家的差距。

不过，写第二篇《再评阿里斯顿现象》的时候，先生表扬了我：“孺子可教，这篇的功力长了不少。”这次，先生给我改稿没有再用加法，只是删掉了几百字。

回过头来看，我文章的第一次飞跃就起于和先生合作的这两篇文章。此后，我又有幸和先生合作过几篇文章，每一次都是文章功力的长进。而且不知不觉中，我的文风也向先生靠拢，总体上以平实见长。

艾丰先生二三事（1）（2）

大约1997年左右，先生已经到经济日报社工作，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收到当时报社的一位领导表扬：“这篇评论有艾丰的特点。”这句表扬让我高兴了很久。2007…05…15

评论：

这几篇特别喜欢，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伤……（覃贤茂）

覃贤茂点评：

这几篇特别喜欢，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伤……

艳羡于萧然兄种种奇特的际遇。

洞明世事，博学通达，而又心地纯净朴素的艾丰先生，在此不能不让我们心生温柔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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