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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军事变革，战法问题，先有吴崖在缅甸的实战感悟，后有陈廷芝的广昌实践，这点李肆和枢密院只要在总体层面上推一把，让部队自己去『摸』索就好。

李肆和枢密院对乡勇整编给予了更多关注，缅甸大军难以调回，湖南和江西方向就只能靠乡勇。枢密院想得更多，希望借此机会变革英华一国的军事体制，他们认为，以前的常备军和卫军两级体制存在太多问题。

李肆很欣慰，枢密院终于开始承担起一**事的总责，这个认识也是基于华夏千百年来的传承。英华立国十年，一直走的是募兵路线，直到《兵备法》推行，才重建了兵役制。但兵役制具体怎么形成战力，怎么变作长久的预备兵体系，还缺乏实质内容，枢密院考虑的就是这一点。

枢密院的方案是，将卫军并入正规军，作为边防体系固定下来。每省从乡勇中选拔兵员，组建义勇军，由义勇军承担以前卫军的职责。国家由此形成常备军、义勇军和乡勇三级兵制，平时可以维持小规模的职业常备军，战时可动员义勇军，以兵役快速扩充兵力。

从财政角度看，这也是必然之举。常备军的维持费用很高，一个兵平均一年要一百两开销，毕竟常备军的火炮多，训练开销大，薪饷标准高。而养义勇军则便宜得多，一个兵一年不到四十两。

单纯从军事体系来看，枢密院的方案非常合理，但李肆还得从一**政体系全盘考虑。比如每省义勇军的数额怎么定，费用谁来负责，平时的指挥训练又该怎么管理等等。

这就不止是枢密院的事了，只能拉上政事堂乃至东西两院，一并讨论。

动一子，全盘皆动，这又涉及到整体的国政。担当国策顾问职责的翰林院提议说，这正好是推动省级建制，落实省级财政的好机会。义勇军虽是国家军制，但平日更多是执行维持一省治安和救灾等事务，维持费用该由一省来出。只到了眼下湖南江西的情况，需要大规模出战，才由国家出费用。

基本确定下来的方案综合了各方意见，取消卫军，在常备军里设置师级建制的边防军。

每省先确定乡勇员额，基准比例是二十丁取一，各省可以小幅调整，并且跟贫困补贴政策捆绑，照顾贫苦之人，凡选入乡勇的就有田产物业税收优惠。

在乡勇的基础上，根据各省实际需要和国家总体军事布局，再抽取相应比例组建义勇军，服三年兵役。营地、基础薪饷和日常维持费由各省负责，军械、弹『药』、置装、演习以及战时补贴和后勤补给费用由国家出，战时扩充义勇军，多出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义勇军的组建规划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湖南和江西单独编组，其他省份则由此次扩军的新编师改制为义勇军。毕竟以英华现有国力，维持三十万常备陆军的压力还是很大，一年基础军费就要三千万。

房与信和巴旭起早有准备，报上了三十万乡勇总额，以及十万义勇军编制。这是战争动员编制，战后就缩减为一万五千，两省为此一年要出六十万。

以之前的省级财政规划，这钱湖南和江西出得起，但是目前的省级财政收入很不稳定。经过各方商议，各省将拥有自定土地契税的权力，同时新增土地分家税。凡是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继承，也都比照土地转让买卖抽契税，这是为之后的遗产税打伏笔。这事在平时多半要惹起非议，但战争时刻，反对的声浪很容易打压和消解。

义勇军的定额维持费解决后，问题又延伸到了府级财政。建昌府知府杨平为抵抗清兵，自作决断，推动府院，将各县田产地税掌握在一府手里，开创了以府领县的财政先例，这给了正『摸』索府级财政建设路子的政事堂极大启发。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核心思路是各级『政府』要承担什么职责。中央不说，一省现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