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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当时学校有一派的总头头，也在追求该女同学，而且为了击败情敌王吉，竟卑劣的动员不明真相的同学，串联副食品公司的造反派，将王吉父亲王一诺打成走资派，并伪造材料，污蔑王一诺当过土匪，做过汉奸，被送五。七农场劳动改造。

该女同学必竟幼稚，经不起造反派头头的挑拨离间，竟靠向了那个头头，而且没多久，竟委身于那个头头，就将王吉与她讲的有关几个同学议论和了解那个女人的事给揭发了。

这下可轰动了仁济大学和整个市各大中专院校：仁济大学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这还了得！而且5个同学中，有2个是高干子女，一个是军队转业的师级干部子女，这3家家长，当时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反革命，都在单位里隔离审查之中。一个同学虽然出身职员家庭，但有海外关系，情况更复杂。因此，在一些人眼中，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理所当然可就大有搞头了。

正当有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准备扩大战果，穷追猛打下去时，徐尧站了起来，一口咬定一切攻击言论只有他一人说的，与别人无关！因为当时他考虑，若5人牵联在一起，形成集团性案件，不仅问题就会进一步上纲上线，而且追查到四位同学的家长，则问题就更加会弄大，后果就不堪设想。

因此他决定不管问题有多大，全部都拉在自己1个人身上，由他1人全部承担。因为他考虑，他母亲是贫农，父亲解放前就做泥瓦工手艺，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历史上曾掩护和救助过新四军地下工作者，他属于红根根，红苗苗，肯定比他们4个人要安全些。

结果他动员4人写了揭发他的材料和批判材料，但是4人还是接受了几次批斗，记了过。而徐尧被造反派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学校走资派关在一起。

这批被关押的人中，有的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先辈抗大学生，有的是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关在一起的学生反革命，有17位，除个别人精神失常外，极大多数学生，均抓住机会抓紧学习。他决定趁此机会复习了俄语英语加学了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由于身边的学者们，有的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外语都非常专业，所以不愁没有老师。他应是67届本科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到1968年8月份才毕业分配。再由于他是所谓反革命分子，没有能与同学同时分配，拖到工宣队进校后，在1968年年底和68届毕业生一起分配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学外语。

当时他们系的工宣队队长刘长顺，原是炼油总厂工会主席，一位地下党出身的工人干部，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他研究了徐尧的案卷后，找徐尧谈了2个钟头话，最后他忠告徐尧，要不是徐尧他出身好，他可能已被送劳改农场劳改去了，甚至在当时那种氛围下，遭到处决都有可能。

他忠告徐尧，任何事情都可以想，但不是可以想的事情都可以说，可以说的事情都可以和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老婆在内。一个人城府过深，便是老奸巨猾，一个人没城府，便是不成熟便是浮燥。

这几句话，成了他一生处事的准则。由于67届本科大学生，毕业后全部先安排到军垦农场锻炼，他后来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42军烽火角军垦农场，在白塔山英雄团九连当学生兵，1970年2月份就分回了市，进了全国有名的市港务局。

回到市后，他去拜访了当年工宣队队长刘长顺。刘长顺告诉他，他的事，必须等学校正常后，由学校做结论。但按中央文件精神，学校造反派的结论，只能做参考。为此，他分到了九队当起重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幸运的是局革委会指定曹玉粱和刘金声两人做他的帮促对象，并拜张宏喜为师父。并宣布暂时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为是学生，暂时作为人民内部予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