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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一起生活、写作，很显然，这两种作家的文字力量是有根本差距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就是有力量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这个人，都是附着在荒凉和绝望上的，他们承担了那一时期的作家所没有承担的精神黑暗，同时，他们又一直生活在其中。这样的文字景观和生存景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卡夫卡，难怪他们常常被人称之为是“黑暗的天才”。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这一逼视存在、书写黑暗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3）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他显然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说：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8

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或许，我们这个世界的危机和匮乏被物质包裹得太过严实了，必须换一种方式，比如“头朝下”，才能看出里面的实质。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把它放在常态范围里来解释的，它是属于变态范围的文学——因为我们的存在显露出了变态（我们经常谈论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的异化，其实就是一种变态）的面貌，文学也就只能在一种变态的精神范畴里进行存在的追问。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因此，卡夫卡笔下的象征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是象征，连他的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卡夫卡的文学是最为彻底的存在主义的文学。

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我要特别提到他的一个中篇《我的补肾生活》，它读之令人战栗。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其实过的是丈夫独自自蔚，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Xing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这部小说的讽喻力量是很强的，它触摸到了当代生活的敏感神经。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吃活肾的细节。妻子对自己的生活恐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三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阅读陈希我是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