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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家七手八脚的救上来之后，耶律马香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训斥道：“少来这套，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一群人把小麦装上有专人拉的架子车怒气冲冲的走了。

计划生育小分队更厉害，牵牲口，拉家具，扒房子，打村民。瞧瞧这些所谓的国家干部们吧，我们的老乡，勤劳而淳朴，他们不是国家农民了吗？他们不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了吗？夫何至于此？夫何至于无所不用其极也，使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镇政府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欲望。耶律马香在春节过后的第一场会上训斥道：“今后谁也不能再凶酒了，谁再凶让他到派出所凶去！一年到底，各大饭店都有我们的欠条，弄得整个镇政府像十八个大闺女推磨一圈子都是窟窿！”有个老干部悄悄提醒他，那个字不念“凶”，念“酗”，马香一语不发，脸色异常难看。

如今，偶尔回到老家，看到小学学校的墙外，当年刷的那些标语依然存在：宁可少吃两个菜，不能苦了下一代。看到这些，马香当年的训话真是言犹在耳。我只有，冷笑，无语，狂晕。

后来，大水塘里的水渐渐少了起来，投水自杀已经不能使这些干部们略微的吃惊了。女人们就改成了喝农药。听说白杨镇医院抢救喝农药的特别拿手，这都是喝药的太多了，都积累出经验来了。

八十年代，我父亲是最早走出张美庄去城里当民工的第一人。因为城乡二元分治，我父亲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七百多元钱的误工费，这样才能买到自由。即使这样，我父亲依然坚持离开；因为他看到，全村人的小麦打下来卖掉，也不够买辆小轿车的。要想过好一点点的日子，除了去城市打工，别无他方。直到今天，我终于给我们中原地区开出了一个能够迅速崛起致富的良方，那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可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二00八年奥运会办完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九五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二个大学生。

看到我家这样的成就，村里人仿佛也明白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始大规模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事到如今，整个村庄剩下的不到五十个人了，并且大都低于十六岁或高于六十岁。有时我就不禁替老家担心，这万一有七八个匪徒冲进我们村抢粮食，不很快就把全村给占领了吗？

但是我不能回去。尽管在老家很悠闲很自在，但衣食的匮乏还是令我不愿回去。想起在大学时，我和淮州县城优秀青年的代表李春华玩的很好。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那种身在县城的优越意识。两年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看了几百部影碟。有时我们在街上转悠，他喜欢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乡下也叫做红薯的东西。他老是花一块半钱买两块，为的是要给我一块。不要吧，难为他一番好心意；接受吧，我真的真的不想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只是不知道，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能够残留在记忆里的，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本来物质匮乏，加上我妈妈又不善做饭，于是有些年头的冬天，早晨中午晚上，熬的蒸的烤的，顿顿都是红薯。结果造成的那个反胃，这一辈子不吃红薯我都不稀罕。

九七年毕业以后，我这张美庄第一个大学生的日子依然并不快乐。那时我还在白杨高中，月工资二百九十元。这些钱并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材，虽说有点黑，但稍一打扮基本上也算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了吧；所以毕业的第一年第二年也分别谈了两个媳妇。但均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反对。理由，不外乎把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改一改，也就是，张阳阳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经历过两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我就灰心了，本着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原则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叫李金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