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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举动与她联系起来过。我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自己在好莱坞所认识的人中有谁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两腿不听使唤，猛然滑跌在电话亭的地上，听筒也从我的手中滑出。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我才恢复了知觉，她那轻轻的声音还从我头上摇来晃去的听筒里沙沙地传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与她继续通话，使她再次恢复了理智。通话结束，她将想方设法在第二天不让这种事发生在她身上，就只管做好工作。当这部电影拍完后，我俩就将结成眷属，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对这件事不再想得更多了，爸爸，我没有能力独自抗争，我想和你在乡间一起生活，做个好妻子，倘若有人要我拍一部精彩极了的电影……” 我离开身后的公路，蹒跚着返回两间单幢住房。以往我从未昏厥过。这次我有一种长时间哭泣过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又恢复正常，仿佛跨过一个内心极限，达到平静的境界，我爱她就好像我的一生都爱她似的，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就这样，他们彼此被对方深深地迷住了。梦露非常钦佩米勒的才智，也常常被他身上那种“男人的温情”所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她常常静静的坐在一旁，听他谈论各种社会问题。米勒则称赞梦露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性。他对于舆论界关于梦露各种绯闻的传言毫不在意，甚至认为“她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对她来说都是富有意义的，都是建立在某种希望的基础上，不管过错有多大。” 当时，米勒是个左倾的知识分子。玛丽莲和米勒的频频约会，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注意，他们对玛丽莲增设了档案，怀疑她是苏联的秘密间谍，并对她严加监视。 拍完《公共汽车站》，梦露来到纽约与米勒相会。此时，米勒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被起诉为一名同情共产主义分子，面临入狱的危险。经过冗长的令人气愤的审问之后，米勒要求发还他的护照，“以便能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他在这次听证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娶玛丽莲·梦露为妻。而此时，他未来的妻子正坐在纽约的一台电视机前，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十分惊喜，不知说什么好。虽然他们讨论过结婚的事情，但此前并未有详细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真是有点荒唐的美意。” 法院大厅里的记者们都忘记了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的兴趣，转而兴奋地问起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阿瑟·米勒要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 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很快就要离开内华达的时候，我开始担忧公开我俩结婚的新闻将使我们不知所措。某天早上，我意识到我低估了这种情景：一辆摄影车开近湖边路旁我们的小屋，一个摄制组走了下来，一位记者准备就我们的计划进行一次采访，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在很多字面上的含义成为公共财产。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唯一能谅解的是我在一生中也许仅看过6部电视剧——我甚至没看过一场电影，在1956年，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这是一个绞尽脑汁的事业，要不是有更多明显的干扰的话，我会很快就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多少为能够与玛丽莲结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也知道，使我们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应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起来是如此不协调。 1956年6月29日，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规模不大的婚礼在康涅狄格州米勒家农场附近的教堂举行。玛丽莲在他们的结婚照片后面写上了“希望！希望！希望！” 大群记者和倾慕明星的人们聚集在他们途经的路上，有位法国《巴黎竞赛镜报》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