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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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的密信以及日本国的照会,同时摆在了大宋中书省,王钰的公案上。在得知事情的详细经过后,王钰连夜召集尚同良以及中书省各属官商议对策。最后一致同意,此事属于突发事件,责任在日本水师,而非大宋商队。驳回日本要求赔款的请求,并上奏赵桓正式发出国书,警告日本朝廷,约束水师及海贼,不得再侵扰大宋商船。

此事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经王钰上奏,赵桓亲自批准。今后但凡海商出海,达到一定规模的前提下,经过当地官府的审核,由水师记录在册的情况下,允许海商自行招募一定数量的敢战之士,对船队提供武力保护。实质是,这种由海商出面组织武装力量的方式,与团练无异。也是大宋水师尚未形成正式战斗力地权宜之计。

王钰希望。经过此次九州港事件后,日本国尝到厉害,能够在海上有所收敛。以确保大宋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大宋靖康三年,占城(今印度一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吉兰丹(今马来西亚)四国。派遣使臣携国书以及丰厚礼品朝见大宋皇帝,请求与大宋通商。

皇帝遣左仆射蔡京给予接待,并在禁宫保和殿召见四国使臣,赐予丝绸,瓷器等物,对各国通商的请求。给予批准。并同时答应,允许此四国派遣官员,学者,僧侣入大宋求学。

从此,在朝廷政策的支持下,大宋海上贸易迅猛发展。大宋海商的船队,遍布南洋,足迹到达今欧亚各州的三十余个国家。而大宋初期设立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因为坚持“不以为利”的原则。海外贸易并未对大宋经济形成较大的影响。王钰变法之后,设海事院。统一管理海外贸易,并对海商征以一定数量地税款。治平年间。海税只有六十三万贯,到靖康三年,猛增至两百万贯,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并有继续上扬的趋势。

在泉州,登州等地,资产数百万贯的商人甚多,数十万者。比比皆是。而出海口附近城市,各种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生产各种海外贸易所需商品。小的作坊雇佣工数人,十数人,大的作坊达到数十上百人。这些雇佣工,原本都是附近农民,因为海外贸易发展,弃农从工。因为朝廷律法地不健全,对这种手工作坊并未征税,所以在作坊工作,并种地收益要多出十余倍。到了靖康三年,泉州,登州附近五六个府,农民大举涌入城市,造成了“千里空地无人种,城郭只闻机簇声”的奇怪景象。

各府官员,纷纷向朝廷上奏此事。有鉴于此,赵桓命中书省拿出应对之策。王钰与尚同良,吴用及中书省众官商议之后,决定对新工商法作出补充,按规模,对手工作坊征税。但注意赋税的比例,起初定为十五税一,但考虑到手工作坊刚刚兴起,不宜打压过甚,后定为二十税一。只此一项,朝廷每年在山东,以及东南各府就可增收两百五十万贯。这笔钱,王钰本来打算用来扩建水师,以使大宋水师尽快形成战斗力,以避免海商私人武装力量过大。

但赵桓却下旨,将这笔钱用于就地采办“花石纲”,运送至京城。当初赵退位时,曾下《罪己诏》,在诏书中,承认自己兴办“花石纲”的过错。现在大宋局面刚刚稳定一些,赵桓这位年轻的皇帝,似乎已经忘了几年前大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景象。大肆扩建皇宫,并从海外诸国购买奇珍异宝,穷奢极欲。与他父皇不同的是,赵喜好丹青,书法,奇花异石,在王钰眼里,总算还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皇帝。

而赵桓此人,生得唇红齿白,俊俏不凡,天生缺少阳刚之气。但却嗜色如命,他的后宫之中,有正宫皇后朱氏,是他当太子时,赵作主的“政治婚姻”。他自己即皇帝位后,连立几个嫔妃,并非常宠幸昭容严。时常放下朝政,在后宫之中与严恪缠绵。朝中大臣对此颇有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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