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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林委员长的夫人柳湘荷给亚历山大尔查科夫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柳湘荷曾经诡秘地笑着告诉亚历山大尔查科夫，说他要是能坚持听上一个月的她所指点给他的这些道理，依照他的聪明劲，马上就会悟出一个要远比他们的东正教更能教育他们的人民的好办法来的。

于是，在这次长途旅行的最后一段的日子里，亚历山大尔查科夫就多了一个老师黄再兴，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三纲五常，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儒学经典，一段段说故事似的被灌输进了他的脑子里。

而等到了北京后，果然上了瘾的亚历山大尔查科夫，就寻找到了一个比他的老师黄再兴还要更厉害的老师，那就是曾国藩。

又经过了曾国藩老前辈一番更细致、更系统的讲解，亚历山大尔查科夫很快地就“入门”了。

入门之后的历山大尔查科夫这才突然现，原来儒学的大师们也跟他们这些贵族们一样，都爱讲个“礼”字。只不过，儒学大师们所极力推崇的这个“礼”，却远远地似他们这些人从前瞎讲究的那种贵族之“礼”。

因为，一个人真要是一直死抱着族之“礼”不放，他就会变得不仅越来越歪，还越来越如同是茅厕中的石头，又臭又硬，惹急了连天王老子的话都敢不听。

而要是学会了儒学的“礼”，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只要是学会了这个“礼”的人，他顷刻间就会染上陪伴其终生的软骨病。

到候，不要说是沙皇这个一国之父、真命天子根本没人敢惹，就是沙皇随便派出去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小官吏，那也得被万民奉为“父母官”，既然都是“父母”了，草民们再不好好地孝敬、再不老老实实地听从使唤，那还了得！

不见，连那些亲王贝子、超品大员们见了皇帝老子都不仅得五体投地的叩拜于地的同时，还得连声地自称“奴才”，至于那些草民们，那还算个球呀！

“奴才”，“农奴”，有区别吗？

亚历山大哥尔查科夫真是佩服死了那位几千年前的儒教始祖，他简直是太聪明了，太富有想象力了，太那个那个什么了……

他竟然能设计出在这个世界上如此美轮美奂，如此实用，如此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仅仅就通过一个“礼”字，就能把一个本来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的、活生生的、极其复杂的人，轻易地转变成一件既服服帖帖，而又是地地道道的工具的好学问。

于是，在亚历山大尔查科夫的积极努力下，俄国在得到了来自太平天国政府的大批经济援助的同时，还从太平天国引进了数以千计的“正宗的儒学经师们”，大张旗鼓地在全社会开展“礼学（虽然“儒学”好，但亚历山大二世还是这个名字不够响亮，远不及“礼学”来得更直接、听着更悦耳）”的教育事业，以教导那些既粗陋不堪、又绝非善类的俄国人，学会如何“知礼”和“守礼”，明白什么叫“感恩”。

即便是这样，亚历山大尔查科夫的那位沙皇似乎还是觉着不够味儿。

于是，又经过了亚历山大尔查科夫的一番艰辛努力，太平天国政府只好还同时答应俄国政府，由西北、北方及东北这大军政公署负责筹办起了数十所“礼学速成学堂”，每年接受成千上万的俄国政府派遣的优秀儿女前来学习礼法、操演礼技。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的奇怪，没有物质刺激，很多人估计这一辈子只想浑浑噩噩，任你啥好东西，他都学不进去。而一旦“学习”能与利益、金钱等物件一挂上钩，甭管好赖的东西，那就啥都容易推广。

于是，政府为了“造奴”的需要，渴望做奴为了满足自己的**，终于使得“礼学之花”开始在俄国的土地上生根芽。

对于亚历山大尔查科夫肚子里的那些不愿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