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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选择从政。”但他显然无法选择，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在1976—1978年出任日本首相，在位期间与邓小平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福田康夫是家中长子，所以生来就获得了日本政坛入场券，注定要步父亲之后尘，而且一生都要沉浮其中。

日本的几任首相我都采访过，他们的人生的确很谨慎很辛苦。这种谨慎和辛苦不仅仅因为要对一国之民负责，还因为日本民主政治在某些地方比美国还要超前，监管极其严格。

我去过日本财长的办公室，朴素得难以想象。尽管日本平板电视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但财长办公室里还是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1/10或1/5，更为夸张的是，他们的秘书很多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这样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为纳税人省钱。

乱花纳税人的钱是一项很大的罪名，哪怕只是换了一台平板电视，被反对党揪出来就成了腐败的把柄。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意味着你必须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行为负责。假如十年前你少缴纳一笔养老金，或者三年前少交一次电话费，哪怕只是无心之举，只要有人提供证据，就必须引咎辞职。甚至助手在竞选过程中喝了一杯老百姓的啤酒没给钱，也会被说成很大的事。

记得洪博培刚刚当上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很多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人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饭，问他想不想当美国总统，他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要参加总统竞选，就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要付出代价。不但妻子孩子，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被媒体查个底儿掉，才算对国民有个交代。更何况当上总统以后，便很少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于洪博培这样已经坐拥亿万身家的人来讲，犯不上。

领导也是人，但领导过的日子，有时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也罢。

5、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