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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