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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会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一会又改换为“地主阶级”立场。这可以说都是对满洲统治的特性缺乏了解。

其实，这些不过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里恰是大异其趣。金文榜于《减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后，写道：

细绎谕文“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

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原以此事责成有司，更无游移。

而曰“务使耕作农民有余粮以赡妻子”，则体恤农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农人之隐愿，亦止于是而已矣。

若所谓“其不愿者听之”，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末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

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顾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肯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只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

在他看来，当时业佃双方本就谊同亲戚，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而在政府“惠爱佃农”的政令之下，一方面，业户“究竟无权”，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户也不肯多交地租。这就自然达到了减租的目的，岂不正是“仁术施于无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欲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5＇

一方面谴责了“不能赡养佃户”的业户，同时，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通常不准加租，如直隶总督、名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