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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陆接连不断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他们。要是在古代，这样的殊荣或许也应该颁发给被哥特人洗劫一百年之后的罗马人，或者是丢掉阿卡之后使基督教世界的反穆斯林舆论得以缓和的十字军。比起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那些所谓的和平缔造者们的睿智和胜利，或者是那些没用的欧洲国际组织（连它们自己的审计员都好几年未曾签核组织的账目了）所带来的成就，枪炮的沉寂或许更多地要归功于这一事实：欧洲人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捍卫了。

1941年，当太阳在西欧落下，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呈现。这一进程因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争而加速，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延续下来。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控制欧亚庞大的贸易网络。人们必须给予慎重对待，因为除了眼前可见的利益之外，在这世界心脏的肥沃土壤、金色沙漠以及里海区域上，还蕴藏着更多的财富。

第二十一章

冷战之路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亚洲中心地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了。在1942年1月的一份冠冕堂皇的“三方协议”中，英国和苏联承诺要“保障伊朗人民免于当前战火所导致的贫困”，保障他们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事实上，随着协议的履行，人们发现该协议对保障伊朗百姓生活的作用甚微，真正目的是为了强占伊朗的基础设施：该协议宣称，英国和苏联可以随意使用该国的公路、河道、输油管、机场和通信站点。这不是霸占，该协议声明，而是在向盟友提供援助——这真是一句富有创意的花言巧语。

表面上，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德国在伊朗扩张，并保证资源能够途经波斯湾进入同盟国。不过有些人推测，英国或许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例如，美国驻德黑兰公使路易斯？德雷福斯（Louis　G。　Dreyfus）就在发给华盛顿的例行电报中指出，英国人不断地向伊朗国王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并指责伊朗境内存在损害英国利益的间谍。他在1941年8月写道：“我相信英国人正在利用这一形势作为最终占领伊朗的借口，并且故意夸大目前局势的危险程度。”

英国人希望维护并强化他们在伊朗的地位，但英国官员和军队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却是背道而驰。在战争爆发的十年前，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尖刻的、关于英国行为的评论文章，证明伊朗人的待遇“就像二百年前东印度公司对待印度人那样”。英国人坚持伊朗官员应在遇到同级别的英国官员时向后者敬礼，而后者却不必回礼，这加深了伊朗当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人们普遍抱怨英国人的行为就像是“大老爷、白种人，而把伊朗人当作被殖民者”。这与苏联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善交际，很少出门，也不要求敬礼——至少一位当地的德国情报人员是这么说的。

在二战这一微妙的时期里，英国大使里德？布拉德（Reader　Bullard）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他认为战争后期的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与英国占领军的失败无关，与波斯湾北部运输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波斯走廊所面临的后勤困难也无关。布拉德写道，失败的责任在于伊朗人自己：“波斯人喜欢偷窃，热衷于将物价哄抬到饥荒时的水平。但他们却总在指责英国人。”“我对伊朗人的评价很低，”他在一封写给伦敦的信件中轻蔑地表示，“大部分的伊朗人在下辈子都会变成绿头苍蝇。”诸如此类的说法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首相写道：“里德？布拉德爵士对伊朗人的蔑视太正常了，因为这些行为会损害他的工作效率以及我们的利益。”

更糟的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他们根深蒂固的特权和优越感正在被日渐蚕食。1944年，德黑兰爆发了一场恶性事件。当时伊朗人正在与美国人进行一项谈判，打算将伊朗北部的特许经营权授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