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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矛盾与角色距离

综合电话调查和访谈的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尽管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总体图景呈现出积极活跃的局面，可面对我们的访谈，许多中产阶层个体对自己闲暇生活的反思与表述却显得十分消极，即表达出对于休闲的某种距离。“尽管说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几乎总是可以用话语的形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说清楚动机。行动者就其所行之事以话语形式给出的理由，可能不同于真正体现在这些行动者行为流中的行动的理性化”，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64页。因此，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话语形式，探究其背后地位与角色之间的深层逻辑。

在戈夫曼看来，每个个体都是根据被赋予的地位的要求来进行表演的“角色表演”者，当“任职者”进入他的地位时，必须承担相应角色所包含的全部行为。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努力使他在情境中传达出来的印象与实际赋予他的同角色相称的个人素质相一致，“任何一个进入特定地位的人所能获得的自我形象，都能在情感和认知上对他产生吸引力，使他渴望并期待用角色扮演以及从这种扮演中产生出来的自我认同来看待自己。”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第75页。而当存在着一个为特定角色而设置的规范性框架时，个体往往就会通过解释、辩解、开玩笑等方式“积极地调整情境而在表面上退出了这种形象”。同上引书，第93～95页。戈夫曼将这种悖论般的表现称作“角色距离”：“角色距离一词不是指所有不能对某一特定角色的核心任务作出直接贡献的行为，而仅仅是指那些被某位在场者视为同评价表演者对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关、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对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满或抵触情绪的行为。”同上引书，第95～96页。

中国中产阶层的个体也面临着深刻的“角色冲突”。首先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上看，那些刚刚步入或者正在努力步入中产阶层的个体大都背负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为置身于社会结构相对开放的转型时期，他们需要捕捉更多的机会，依靠自身努力流动到更高的位置，从而无形中增添了自己的成就压力。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WTO全球体系的融入，愈加要求加强规范化的管理，而中国大陆高研发、高技术的产业偏少，更多的是生产密集型、基础加工型的生产企业，实行的多是严格的泰勒制管理，因而加剧了中产阶层个体的忙碌感和压力感。不仅如此，中国中产阶层的“角色丛”中，除这种艰苦奋斗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之外，还有一种角色也至关重要，那就是，他们还是另一种生产即地位和身份的积极生产者，是休闲标签的营造者。“关注健康与生活质量，不仅仅生存，还要学会享受生活，这已成为中产阶层的大多数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卢汉龙：《中国的中产阶层和他们的消费文化》；学说连线网//�xslx�；　2004…12…07。在休闲的情景定位上，具备先进认知能力的中产阶层清醒地意识到休闲的重要性，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同这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表征体系间的逻辑关联，又转而将这种认知能力转换成了理性化的实践意识，体现在他们策略化的休闲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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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7）

如此一来，作为“双重生产者”的个体自然愈加不堪重负，对于不同的角色规范，他们既会表现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