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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后来的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虽然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但是现在在沈欢看来，读来也颇有韵味不管沈欢心中如何缅怀。苏洵真的去了，他地丧事，在十月来临的时候，也已经办完。因为三苏的名气，丧事办得虽然不盛大，却也很隆重，不说沈欢这些年轻人到场，就连司马光等人也出席了丧事，甚至欧阳修也曾到场上过香欧阳修不单是文坛领袖，还可以说是三苏的老师。当年苏洵来京，能轰动京城，与欧阳修的推荐与盛赞脱不了关系，这次到场。也足以表达他对苏家的看重！

唯一遗憾的就是王安石没有到场，他只派了两个儿子送来挽词。沈欢心中苦笑不已，王安石的倔脾气，最是令人感觉无奈的，人家就连在河南做官的曾巩特意回京一次，王安石却连请都不来！

“唉！”沈欢心中也不无可惜，若是王安石也到场，那么这次丧事倒足以让后人感慨了………唐宋八大家里。活着地都聚在了一起。可惜事情总是不美满的。

沈欢是皱着眉头看完苏轼兄弟的悲哀之色的。也许是现世抱吧，当年王安石丧母。士大夫与出了名的文人都到场了，唯有苏洵不去，这也许是他们矛盾的最大体现吧。张方平就在一篇墓文里说过：“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张方平现在为官，人缘颇广，既是王安石的朋友，也与苏洵相交，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这也是《辨奸论》给言之凿凿说是针对王安石的一大证据！

其实撇开《辨奸论》里的人身攻击不谈，苏洵与王安石地矛盾，应该不大可能是为人性格上造成的，苏洵不必说，是传统君子，除了言论比较雄奇外，其他与司马光差不了多少。至于王安石，除了性格比较古怪外，说他是小人，也太过没有道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老死都不相往来的局面呢？

沈欢疑惑之余，仔细排查，终于发觉他们更多的分歧是体现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大地程度是政见不同造成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沈欢不记得在那里看过一篇记录，其中说道：“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些记载已经说明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其实两人的政治矛盾，更多体现在嘉佑三年都曾向仁宗上言事书里。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地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地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地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在经济上，王安石强调开源，苏洵就要求节流。

当然，沈欢现在无意去分辨两人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