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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工最初计划,依修路计划大纲,所有通省干支各路之用费,统由省筹集,以期一致。但自干路动工后,各地绅商,渐晓然于修路利益之大,且于民生关系甚切,故穷思协力从事,以速其成。当局见人民已能自动也,遂于九年五月制定《山西汽车支路承修条例》十条颁行之,以示标准(规定省路除干路由省公款修理外,大小支路准由商民呈请承修——作者)。未已即有忻县、定襄、五台绅商首先兴起,合三县之资力,组织忻定台路工公局,修理由忻县经定襄至五台之支路,以为全省倡。嗣他处亦渐有闻风继起者。” 此后,省支路依照《山西汽车支路修条例》,由各县绅商承修。
筑路在当时生产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尤其山西山多沟众,人力、财力、物力,均为不足。尽管阎锡山为了实现他的“修路计划”,广泛动员人力,尽量节减支出。然而,就当时山西的财力而言,在三年之内完成所有干路的修筑,再用三年完成支路及县、乡各路,还是显得不敷支出。阎锡山本人对于工程的进度亦表现得很不乐观,他在1921年10月与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的谈话中这样说,“省路,归省政府担任修筑,原拟六年成功,现在仅成大小支路五条;干路正在进行,明年可完全告成。至县、乡路,原拟各六年修筑完竣。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计划如此,事实多较计划为难,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 不仅将原计划“自民国九年一月开工约以六年一律告成”,改为“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而且表现的缺乏信心,发出“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的慨叹。
据《政全内务及实业》记载,“筑路计划”实施的结果,短期内共完成省级干路,总计“南北总长1480里。自忻县城南至介休城北段,长440里,桥110座,涵洞124个,用土56万余方丈,用石6399方丈。介休城南至运城段,计长625里,桥62座,涵洞89个,66万余方丈,用石万方丈。忻县城北至大同段,计长415里,桥75座,涵洞92个,用土52万方丈,用石万方丈,又石洞120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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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1)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会上阎锡山在演讲中说:“人群现在已陷于最危险之地位,因政治程度超越教育程度甚远。政体已成为*,而民实无主之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却*之精神,无*精神而曰*,危险孰甚!欲渡此一难关,惟有积极发展教育之一途。”是故,“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 有鉴于此,阎锡山在他执政山西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施政之首,予以相当的关注与重视。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两句话,其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其二,“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从这两句话中,足可见其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阎锡山所说之教育是广义上的教育,依次分为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
这里所说的“国民教育”,专指普及义务教育,亦即基础教育。阎锡山认为:
振兴教育,譬如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但能建筑房屋者,皆会讲究。殊不知屋之能否经久不坏,却不在地上之轮奂,全在地下之基础;教育亦犹是也。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也;国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也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知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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