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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论及手段的话，顾维钧与唐绍仪都不大赞同唐云扬的手段。但唐云扬可不在乎。过去他是军人，现在则是商人、军人、黑道大亨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在他的眼中就难得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了。

俗话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正面我们要讲到的大约是就是一群该死、该扔之人。

北京城，曾经一底剑拨弩张的府院之争却因为“青岛事件”而平和下来。黎元洪并没有受到张勋复辟的影响，可以说“青岛事件”已经给黎元洪和段祺瑞的争议抹了一团大大的“稀泥”，争执遂转向了另外一个方面。

基于此点，自然“张勋复辟”事件的产生，也就失去了基础。尤其猛然间涌入北京城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无线电收音机，由身在上海租界里的上海新闻网不停播报的，关于“21条”以及山东半岛巨变的新闻，使北京无论“府”、“院”都同样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北京政府两股势力当中的领袖终于坐到了一起，由于商议事情的机密性，因此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也依然是在秘密状态之下的。

“宋卿（黎元洪的字）兄这个唐云扬原来是这样一个来历，我恐怕他对中国的事情是不怀好意而来的！另外，日本方面的首批贷款已经到帐，军火原本打算用船运来，可惜旅顺口与烟台之间的海路已经为青岛方面封锁，武器只好从陆路上慢慢运过来！宋卿兄，这批军火与贷款对于我们政府的意义您不会不晓得吧？”

相对于段祺瑞，黎元洪并不大愿意与日本人多打交道，作为曾经北洋水师之中的一员，他于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后坐舰被日舰击沉，后他飘海遇救。

因此，从自己心中来说，黎元洪对于日本他素来没有多少好感。然而，当一个人成为政客的时候，他的取舍，往往并不能由自己的心来进行挑选，有的时候并不能走自己想走之路。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所谓讲究手腕的政客当中，并不鲜见。

正如同我们失去蒙古、失去疏球的原因一样。

归根结底为某个阴险的外国政府，用某种看似很大，但却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眼前利益进行引诱，最终做成的结果。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这个政客的愚蠢与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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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呐！”

黎元洪同样为眼前的局势深感担忧，“21条”与“青岛事件”一前一后几乎同时爆发，这引起了民众们的不满。尤其，无线电收音机并不受政府的控制，甚至在远上海租界之中美国人开设的广播电台，他们也没什么任何办法予以干涉，这已经足够使他们焦头烂额。

“芝泉，难道……你难道要向他们动兵吗？我以为目前如此做的话，恐怕并不合时宜。试想现在国民对于青岛方面寄望甚重，倘若他们真得自日本人手中夺得青岛呢？”

段祺瑞听出他的意思，反问了一句道：“宋卿兄，只怕我们认得人家，人家将来怕不认得我们吧，倘若他们战了青岛，将来不听政府的呢？与其任他们将来坐大，不若趁其羽翼未丰之际防患于未燃。况且，他们是从日本人手中抢去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动，那么贷款与军援从何而来，没有此二物，宋卿兄，我们如何应付得了广东方面的护法军呢？”

这一番话，使黎远洪捋着和霞飞有点像的，仿佛海豹一样的胡子陷入到深思之中。

眼下北京政府面对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国计民生的问题，他们依然还得面对的是，随时都有可能从广东出发的护法军的进攻。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贷款与军援就没有北京政府。

没有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