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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劳德将军，曾出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处长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镊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代表团秘书长为国联秘书处股长哈斯。此外还有一些翻译人员。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要调查中国的国内形势。

因为日本在国联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即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

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不得已才采取武力手段占领东北，并且只有日本在中国东北保有武力，才能维护它的“条约和利益。”

日本的这一招法颇为高超。它隐含着的另一层意思是，告诉英美法意这几大列强，你们在中国也都有着靠武力夺取的以各种条约约束的许多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你们不允许我进行武力保护，让中国人尝到了甜头，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中国人也会蚕食侵犯你们的利益，以后你们的利益被侵犯，你们又如何来保护？

对于日本政府的“善意”提醒，各国政府虽然心知肚明，可是他们也绝对不愿意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取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要知道，利益是要均沾的，让日本人利用地利之便和借着经济危机列强无法更多染指中国的时机，在中国取得超越所有列强的巨大利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至少也是不能轻易纵容的。

因此，调查团此行就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何况，现在国民政府正在缠着列强要收回关税。

既不要让中国人以为已有条约可以随意侵犯更改，又要限制日本人独享利益，就成了各国的一个不可明言的共识。

既然如此，调查团自然就要听取各个列强政府的建议了。

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询问各个列强国家对该事变的态度。2月3日，调查团在听取了法、意、德的意见后，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先到伦敦、华盛顿，然后再到日本。

尽管如此，调查团的成立，还是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政府内对关东军的非议也开始增加，指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花谷正不遵从政府政令和军部军令擅自挑起对华战争。

这让关东军很委屈，也很愤懑。他们明白，这是政府内一些畏惧西方列强的势力，在为列强可能的制裁做准备了，他们需要找几只替罪羊。

既然明白了国内必势力的阴谋，那就要想办法解决危机，决不能坐以待毙。

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花谷正等人商量了几天，最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要想减轻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这样压力就会分担。而且，如果替罪羊太多，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也不敢对他们怎样。

想到了办法，那就要选择事发的地点。哪里最合适、又有哪个势力更合适呢？

最后，石原莞尔建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上海。因为上呵远东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只有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才最能吸引列强的眼球。而且，那里是海军的地盘，除了事，海军绝对难以置身事外，只要把海军拖下了水，他们就不会有任何事情了，政府和军部的反对派是绝对不敢同时挑战陆军和海军的权威的。

石原莞尔的建议得到众人的一致同意，必须要在上衡个大国际都市搞出点事情，让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大家都去关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