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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和索罗斯先生见过面，也不知道见面之后会谈什么。在金融危机这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和老虎基金的主席罗伯逊先生有过两次会晤，也通过一次电话&#039；》，我不赞同的他的选择，也不去否定他的选择。实际上，中旗投行总行在96年底就沽空了一年期的韩元，因为我们当时猜测韩国央行不可能对这种局势无动于衷，在97年肯定会进行一些调整，如果他们不调整，我们反正也没有多少损失。结果很意外，我们赚取了大约几十亿的美金。据我所知，国际上所有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都大量沽空亚洲主权货币，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我们只是认为的货币不值这么多美元，所以我们买美元，卖掉们的货币。不可能的货币不停贬值，我还要继续持有的国债，不行，如果我不快点卖掉，每天都在损失几千万美金。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实际赚了很多钱去弥补我们因为市值蒸发和在亚洲投资而造成的损失，但不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沽空货币、股指，那是对冲基金的事情，做为一家投行，我们主要选择对国际期货进行操作，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我们大约拿出了一百多亿美金去沽空黄金的长期合同，在石油、钢铁、铁矿石等长期合同上，我们也在大笔的沽空，而我们此前持有的期货合同都在迅速清仓。简单的，投行也好，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罢，我们都要对股东负责，我们不能因为危机亏损，即使有亏损，我们也必须尽快减少损失。”

首都日报的记者继续问道：“那是否可以国际投行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缔造者和参与者？”

杨少宗道：“们不能要求一家企业去承担政府的责任和过失，我觉得的提问有点过于道德主义，假如是一家投行的高管，会怎么做？我之所以要这些，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一次的危机，国际资本正在快速的远离亚洲市场，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长远问题。”

这个时候，姜海也觉得他所熟悉的这个首都日报的记者很不靠谱，当即重新换了一个记者，由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起来重新提问。

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她站起来后问道：“杨委员，就您个人来看，东南亚国家目前更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恢复国际资本市场对他们的信任，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也是我想重点回答的问题。就我个人来看，首先是各国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开放，但同时要控制开放的尺度，可以让外资银行介入更多的经营，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也要暂时中止类似外汇杠杆之类的操作。就我个人而言，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他们必须做出更大的改革，保证廉洁的政治环境和平等商业发展机会，增加国际资本介入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建立有效的金融秩序，确保自身汇率的稳定。如果他们做不到，我觉得在未来十年内，国际资本很难会回流。”

中国经济周刊的女记者继续问道：“您这场危机最终只有三个获益者，特别是中国，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有什么样的判断？”

杨少宗道：“这个问题，我也和中央国务院做过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我个人的建议是学习新加坡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的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分离；第二，做好金融改革工作，允许外资介入，同时鼓励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外发展，相互兼容，更好的引入高质量和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第三，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但要做好外资、民营、国有控股之间的平衡，特别是要重视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鼓励；第四，建立更开放、更廉洁、更高效的政府和市场机制，对市场的干预要少，但要恰到好处，对于重要产业暂时不适合对外开放的，首先要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平等，比如我们近期正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