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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贯穿在作为起因的原始本能和作为结果而产生的行动这二者之间。这样，为原始本能服务的想象和理智就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它们的参与，使得我们的行动不只是为我们本能的直接要求服务。通过它们，原始本能也就同那些离得更远的目的联系起来。本能把思想带进行动中来，思想又激起居间的行动，这些行动为同样与最后目的有关的感情所鼓励。”《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54—155页。

詹姆士论述说，我们必须承认人生为合理主义（Rationali*）所能解释的那部分是比较肤浅的。虽然，“这个部分是具有威望的部分，因为它会饶舌，它能挑你举出证据，并摆弄逻辑，用言语把你勉强屈服。可是，假如你不能言的直觉反对它的结论，它仍是不能够说服你，或使你皈依。假如你有一丝丝的直觉，直觉是由你本性中比合理主义所占据的那个饶舌的阶层更深些的阶层而来。你的潜意识的生活，你的冲动，你的信心，你的需要，……已经准备好了前提，现在你的意识觉到结论的力量；并且你内心有个东西绝对知道那个结论一定比任何反对它的，摆弄逻辑的合理主义的饶舌（无论多么巧妙）更真实。”“事实是，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范围内，只在我们说不出的对于实在之感已经倾向于这一个结论之时，说得出的理由才会使我们崇信。……我们用言语说出的哲学只是将它翻成炫耀的公式罢了。这个不推理的，直接的担保，是我们的深刻部分；推理的辩证只是表面的展览。本能领导，智力只是跟随，假如一个人……觉得有个有实力的上帝存在，那么，你的批评的辩证，无论如何高明，要想改变他的信心，也是枉然。”《宗教经验之种种》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上册第75—76页。

他们的分析和论述是中肯的、切实的、合乎理性的。他们都一致肯定情欲的力量，或非理性的力量是最深刻、最顽强的力量，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内驱力。承认这个事实，丝毫无损于人类的尊严，而只能提高人类的尊严。

奥·科尔纽在《*恩格斯传》中说，“艺术是人的活动的最高尚的形式，因为只有通过艺术，人才完全地和彻底地肯定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肯定自己是类的存在，即肯定自己是人的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中尤其要承认情欲情感的作用和力量。

9　理不是先导而是事后的反省

人的灵魂，是神秘而复杂的，人的感情是幽暗漂荡无从把握的东西，感情的发抒由幽暗而趋于明朗，由漂荡而趋于凝定。要达到这一步不能诉之于概念的陈述——这便脱离了情的本质——而是要形象化。这只有凭借想象，而想象是否合理不能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如“白发三千丈”，显然不能用考证眼光看，而要用想象中所蕴含之情与想象出来的形象是否相称来衡量，也就是用上面所说的生理—心理需要的观点来衡量，所以艺术家应听从感情的支配而不要企图支配感情，这叫“不听陈言只听天”。苏轼描绘自己的创作体验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两已矣。”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可见情感活动自有规律，不待有意安排。张耒也说过：“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贺方回东府序》转引自《历代论诗绝句选》第112页。“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二语最好地说明了情感自有情感之理。事实证明，最好的艺术作品都是遵从情感之理，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已说得很多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凡成功、成熟的作品，在创作进程中，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作家笔下的形象仿佛受到另一种力量的支配，摆脱作家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