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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宝。

“雷默，咱们让马老写点什么？”张国昌脱口就问。

“就写‘为人民服务’吧。”　我顺嘴就说。

“雷默，是不是俗了点？”杨儒斌蹙着眉头问。

“不俗，不俗，张市长是父母官，心里应当谨记这几个字呀！”马老的话语重心长。

“也好，也好，如果我在办公室挂一幅‘为人民服务’，与政府官员的公仆形象很吻合。如果挂‘难得糊涂’、‘宁静致远’什么的，就太肤浅了。”张国昌附和道。

其实我很懂张国昌的心理，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又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人，他的城府让他把自己裹得很神秘，他的小聪明又往往使自己露馅。殊不知聪明永远是智慧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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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让马老写这几个字，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挂在墙上看不出主人是爱好书法，还是借字言志，既大众化又很中庸，极符合张国昌的心理。

马伟明挥毫泼墨写了这五个大字，杨儒斌是懂字的，我也略知一二，马老的字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自成一体，大家无不叫好。

我正要收好字，杨儒斌拦住说：“雷默，先放我这儿吧，我裱完再送去。”

20、同流合污（2）

字就放在杨儒斌家，大家告辞。

在杨儒斌家门口，趁张国昌与马伟明和姜彤寒暄告别时，杨儒斌塞给我一包东西，“雷默，前些日子去美国，我给张市长带了件小礼物，你替我给他。”　杨儒斌小声说。

我接过包装十分精美的包并未多想，也不容我多想，我和张国昌就上了车。到张国昌家后，我把包送给张国昌。

“这是什么？”

“是杨儒斌从美国带给你的小礼物。”

张国昌二话没说就收下了。直到案发后，省纪委的人找我核实，我才知道那个包里根本不是什么从美国带来的小礼物，而是四万美金。

当时，省纪委和省反贪局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不知道这包里装有四万美金，审了我三次，最后不得不承认，雷默这小子真不知道，是我们把他想歪了。这就是被动的同流合污，鞋湿了是因为地湿了。值得庆幸的是只弄湿了鞋底。

与老梁、老罗谈话后，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闷。每次想起与张国昌的往事都要调整自己好几天。

随着“李张大案”真相大白，一些小报的炒作也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令我不解的是，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要替李国藩说几句好话，好像李国藩是冤枉的。而对张国昌却有一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痛恨。而实际上，李国藩是主动寻找“糖弹”的典型。

我记得省委书记陆清曾经在全省厅局级领导警示会上说过：“如果把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进攻的腐败分子称为以权谋私的小人的话，那么李国藩则是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他最高的一次索贿高达二百万元。”

我着力分析了这一现象。我分析的目的是要安慰我自己，让我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时不至于仓皇。我看了很多揭露李国藩和张国昌的文章，文章一直在解释李国藩受贿两千多万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主观上并未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索贿，而是既来之则安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因为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

我敬佩李国藩平时善于利用媒体做秀的惯性影响，让一些善良的人不愿意接受残酷的事实。而张国昌在忏悔书中却说：“李国藩在东州当市长，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的胆量。”

老百姓痛恨赌博的贪官，称张国昌为纸醉金迷的赌徒，赌徒赌场疯狂，弹指间千金散尽。而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