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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不当。后金兵将要发动西征锦州时，后金溽暑行兵已犯兵家之忌，惟明烽远哨，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如向年宁远婴城守故事，且河西粮石俱已搬运锦州，千里而来，野无所掠，狼狈而回是迟早的。

第三，明对这次战役做了最充分也是最好的准备。从上次宁远之捷后，它一刻也没有停止备战，筑城、屯田、运足粮饷，储备弹药武器，配备兵力，精兵猛将云集前线。袁崇焕最后还是用上了朱影龙留给他的五十万两银子，有足够的银子，修筑的城墙就更加坚固，准备也就更加充分。

对比之下，后金准备很差。它是在征朝鲜后听到明兵筑城的消息而仓促上阵的，可以说，无论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不足。而且它是以疲惫之卒对付以逸待劳的明兵。皇太极轻率地率军出征，大动干戈，草率出征，说明他太急功近利了。

第四，明实行了正确的作战方略，即袁崇焕的以守为主，战为其次的方略。宁远之战时，已经受过考验，到宁锦之战时，进一步发挥了火炮和坚城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出动部队，敢打敢拼，实行战守结合，经过一次战火洗礼的宁远城，城中比是精兵强将，皇太极太轻敌了。皇太极在战术上，还是他父亲的那一套打法，引明兵野战，不成，则以骑射攻坚，以车梯盾牌为攻具，怎能对付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这在朝廷的新战略、新武器面前，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一点，朝廷官兵同仇敌忾，敢战敢胜。特别是为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辽东人尤其英勇。辽将朱梅、祖大寿等“皆百战百胜之勇”。这又证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针完全正确，激发他们保卫家乡的炽烈热情，就能产生巨大的战斗力！还应当指出，在宁锦战役中，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没有给前线的袁崇焕使什么绊子，大政方针较能一致，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统一指挥。

对着分析的头头是道的熊瑚，朱影龙真感觉把熊瑚绑在身边是个错误，她应该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一片天空。

宁锦大捷，应归功于袁崇焕构置的宁锦防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在宁锦大捷的功劳簿上，袁崇焕应该名列第一。但魏忠贤一伙阉党却窃取了这一巨大荣誉，昏庸的天启帝宣称：“宁锦危急，赖厂臣调度以奏奇功。”又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把一切功劳都算到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而魏忠贤一月中竟累累受赏，其宠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唯袁崇焕“置身危疆六载于兹，老母妻子委为孤注，劳苦功高”，却迟迟不得封赏，直至他被迫辞职后才勉强给“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

魏忠贤嫉功妒能，指使他的党羽必欲将袁崇焕排挤出朝廷。一是诬陷他不救锦州为“暮气”。后金兵始围锦州，朝廷一致确定了各守信地、不得轻调远救的方针，而把援锦之事委给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他们曾两度发兵，均于中途被拦击而不得深入。二是攻击他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诸如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要求“从重议处”。三是，筑城屯粮的钱银来历不明，无限他侵吞军饷和收受贿赂，私通后金。袁崇焕功高不赏，又受到阉党的排挤，即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天启帝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他在李应荐的奏本中又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天启帝念他在宁锦的功劳，主议求款与不援锦州均不予追究，侵吞军饷和收受的贿赂也用于筑城屯粮守城将功折罪，私通后金也查无实证不予追究。算是他给予袁崇焕的最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