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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嘉奖的方式还给他们，甚至对一些有功士绅，还要给的更多，比他交上来的还要多。愿意出仕的，视其才安置，实在不能治事的，则给以名誉上的照顾，使得他能在乡间得到尊重，认同咱们。”

“只要我们能够将百姓们全部动员起来，满清也好，吴三桂也好，都抵挡不住我们。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勇敢，也不仅仅是武器，更多的是拼的谁的人更多，谁的钱粮更多！”

周士相所提出的“总动员”政策最大障碍无疑就是盘结乡里的地主士绅。长达两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皇权不下乡，使得这些地主士绅成了地方的代言人，在一些特定史阶段，地主士绅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豪强”。有明一朝，豪强并不曾出现，但地主士绅和他们的代言人读书人却把持了朝堂，把持了舆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危机时，他们中有的选择站出来抗争，但在满清的屠刀下，更多的士绅却缩起了脖子，概因亡国不亡家的理念作怪。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将满清入关视为顺天应人，改朝换代，用种种理论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

周士相一心为了灭绝满清，自然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内耗和拖后腿的存在，所以他要清欠。清欠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清欠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江南的士绅集团，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清欠本身则是为了在江南推行建村设乡的一种手段，只有扫平削弱了士绅集团，建村设乡才能没有阻力的推进，从而使得人力钱粮资源能够总动员。

清欠依旧在进行，最初的几个月内，可谓士绅一视同仁，不管是否对抗清有功，一律视为清欠对象。这个举措自然有些蛮横霸道，不讲情面，也最为人诟病。不少人认为周士相如此清欠，根本只在于聚敛民间财富。周士相却深知，打一棍再给一根胡萝卜的道理。那些所谓抗清有功的士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秘密支持了钱谦益等人从事的反清事业，其本质上仍是希望能够享受从前明朝不纳税的好处。而这显然是周士相给不了的，他和满清一样，都不会同意这些地主士绅不纳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及恶劣的天气影响，活下来的平民百姓手中的钱粮资源可谓少得可怜。就是现在的太平军占领区的一些地方，还因为灾乱致使百姓不得果脯。

前不久江西布政使李一粹上了一道奏疏，称吉安府连年减产，有不少乡镇百姓举家逃荒要饭，更有饿得实在受不了的竟易子而食。

这份奏疏自然不是送到南都的通政司然后呈到皇帝御案前的，而是直接送到镇江。

周士相看到这份奏疏后，很是难过，他起兵反清，不仅仅是为了报父母妻儿大仇，更是为了让同胞能够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可现在南都都光复了，江西却还出现这种惨事，实令他难过自责，责怪自己处政不当。

命令火速往江西吉安调拨一批军粮，并要李之粹竭尽所能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后，周士相对于清欠的决心愈发坚定，因为他需要大量的钱粮赈灾，恢复地方生产。即便短期内还无法使百姓丰衣足食，也至少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不然，人都死了，还谈什么。

只是决心坚定的同时，周士相也要蒋国柱和张长庚着手对士绅进行甄别，若确实抗清有功，或在乡间有善名的，可予以发还嘉奖，以此来拉拢团结一部分士绅。事后甄别较事前甄别的好处在于，士绅的抵触心理和感恩心理大为不同。

若清欠之初就给这些有功士绅特权，减免或不征，则他们以为是当然之事，对于太平军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有不满情绪，毕竟这是从前他们从未遇过的事，就是满清也不曾这样干过。可一旦他们被清抄完毕，欲哭无泪时，突然间官府又将他们被征去的钱粮发还，还给他们嘉奖，这心态自是马上变了，加上那些不曾减免被革去功名士绅的下场，他们如何不感激太平军对他们“刮目相看”。有了这次教训，他们也会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