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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11）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