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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了。2006年5月31日，斯雄在其《施琅：英雄不问出处？》（发表在《人民网·文化论坛》）一文中开头便说：“2000年到香港后，与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接着便批道：“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是共有的通病。”笔者就长期生活于港澳地区，然而却从未从“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那里听说过“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更不用说是什么“经常听到”了。这分明是斯雄为引出话题以攻击施琅而无中生有的捏造。且其矛头也指向中国内地——所谓“法制不健全的地方”云云。斯雄指责中国内地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誉施琅为“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是“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为防断章取义，特把其最关键的一段“论证”引述于下：“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做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这真是奇谈怪论！众所周知，评价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主要应是看待其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看其个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动对于国家统一进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即使其个人品德有不足之处，对其也应作出肯定的评价。施伟青先生早就评价过评价历史人物唯道德论的观点，指出，如果拿这种观点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商汤、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征、宋太祖等等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必须被唾弃”，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允的（施伟青著《施琅将军传》第104页）。商汤，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他结束了夏王桀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武王，原是商纣王的臣子，他率兵灭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值得赞扬。99毛泽东称此举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管仲，原是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子纠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没有殉难，反而变成齐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辅佐其成就霸业，存邢救卫，安定王室，稳定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管仲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曹操，原是东汉刘氏政权的臣子，他名为汉臣，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精心经营，为其子曹丕代汉称帝铺就了台方　阶。但是曹操实行法治，重视农耕，统一北方，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魏征，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团中，原属李密部下，随李密降唐，后被窦建德所获，遂在其手下为官，窦建德败于唐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而他得到人们的颂扬。宋太祖，原是后周的臣子，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尔后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结束混乱割据的局面，发展社会经济，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封建君主，理应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说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则会被斥为“失节不忠之人”，且“祸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骂名”的，“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不过，事实是并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对他们作如此评价。就中国内地史学界来说，近数十年来，对以上数位历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见的。海外学者也大多对他们持正面评价。其实，在这方面早在2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