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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消化一百万贯的黄河债券，至于剩下的五百万贯，则由两家准央行出面说服各家钱庄以抵押在两家内的开业准备金购买。

事情看似解决了，于是秋后算账的郑克臧便责成盐铁衙门钱业司制定相关条例规范钱庄存贷利息最高限额；又准备命令刑部制定律令限制钱庄、当铺、押行及民间个人实施的高利贷行为。但是四海、通海两家钱庄却通过内廷经理处向郑克臧提出申诉，认为蓄意压低存贷款利率并不符合郑克臧促进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反而会导致资金流向利润相对更高的土地投资，从源头上扼杀了工商业的活力。

南宋、明末都是中国经济极度活跃的时代，可以说都触摸到了资本主义的门槛，之所以最终没有越过这个门槛，外敌入侵打断进程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工商业获利者将所获利润转移到土地经营上，使得继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后劲。对此，郑克臧自然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但钱庄方面的话明显是误导，就连不是经济学家的郑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对刺激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两家准央行反对的唯一理由无非是担心利润率下降后，有兴趣经营钱庄票号的人会减少，钱庄票号的相关业务也会减少，进而影响到了四海、通海这两家准央行在准备金等方面获取的预期利益。

利益部门有自己的小算盘是无可厚非的，但危言耸听就不对了，但郑克臧并没有直接处理内廷经理处和两家钱庄的高层，毕竟换人来做，日后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华夏朝廷如何进行利润导向………华夏是不抑制土地兼并的，这是因为华夏有足够多的土地等着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为失地流民同样是工商业的所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克臧默许投资土地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很快，农政衙门根据郑克臧的指令对提高全国田赋征收水平进行了讨论并征询了各省各府州各县农政部门的意见………华夏的田赋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赋收取量的基础上进行摊丁入亩后得到的，因此实际赋税压力是很高的，只是华夏不收取正赋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杂赋、摊派等加征，所以才显得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为原本的赋税压力已经很沉重了，地方农政衙门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负担，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于忧国忧民或沽名钓誉等原因连发奏章请求朝廷适当减税，当然意图阿附郑克臧的官员也有，因此整个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华夏朝野因为田赋加征的问题乱成了一团。

对于朝野的担心，作为秘书机构的翰林学士院几名翰林学士向郑克臧提出一个实施梯级税率的建议：以户口内人均耕地在十（夏）亩及以下的，按原有征收水平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十（夏）亩至五十（夏）亩之间的，超过十（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十（夏）亩至五百（夏）亩之间的，超过五十（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五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百（夏）亩至五千（夏）亩之间的，超过五百（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千（夏）亩以上的，超过五千（夏）亩部分一律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征收田赋；功民、爵民应缴田赋将在扣除其免税部分后再行计算；另外原来对非自营性土地执行的百分之十五的额外加征依旧照常执行。

依据这个方案，个人拥有田亩数量越多，缴纳税赋总额越高，不过加征的幅度并不大，因而对土地投资有一定的抑制，却不会动摇郑克臧利用土地兼并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的最初目的，理所当然的为郑克臧郑克臧所采纳。但由于华夏国内最大的田主正是皇室、宗室和权贵，所以新的田赋制度首当其冲的加征对象就是皇庄，故而农政衙门的新税制一出**就遭到了内廷经理处的极大反对。然而郑克臧却一力支持农政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