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部分 (第2/4页)

年就是他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三千年儒家社会，重视不变二字，儒士抱残守缺，在很多问题上唯独求的就是一个稳当，一切照旧，平平常常就好，不需要任何起伏波澜，只求皇帝坐得稳皇位，儒士坐得稳富贵。但是，这个社会中却没有一个王朝能逃得出三百年轮回，必然经历起落兴衰，百姓的生活三千年来没有特别的变化，仍然辛苦劳作、苟且偷生。相比之下，新朝立国，反其道而行之，重视的就是一个变字。国家要变，人民要变，社会要变，文化也要变。看起来有些商鞅变则通不变则亡的意思，但是观现在之发展，却可以看出，国家的变，向前地演进，使得国家财富增加，使得军队战力增强，百姓生活富裕国民的素质在提高，这些都是三千年中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做剿的事情，而新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却完成了这项壮举。那么，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年中，都是错了么？

年轻的才子在这里提出了疑问，很快又自问自答。他说，祖先并没有错。

国家的变，政局的变，并不是盲目地变，而是随变则变。他引用了一个经典的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三千年时间，中国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变化，三千年前，祖先们可以用儒家统治社会，因为百姓需要安宁，国家需要平静，在外部威胁近乎为零，社会纷乱的情况下，儒家思想和治政理念，有利于那个时期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宁，从而使得人民在和平稳定环境下，进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财富，人民生活向前迈进。

但是，三千年后，世界变小了，西夷就在身旁窥伺，并且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与中华相较的实力。其他人、其他国家都在变，都在发展，如果儒士们还是抱残守缺，凡事向着维持国家稳定，同时闭关锁管，两耳不闻海外事，那么中华将被后来居上的西夷给超过，甚至羞辱。我们求国家稳定安宁的的心情将被完全践赌，变成拖累国家稳定和安宁的罪魁祸首。

他提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就应该有一定的适应生产力发展妁社会制度与之适应，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他列举了许多前清国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力证，举出传统的小农经济对于国家的负累，以及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差距，证明了那些闭着眼睛就知道念四书五经的腐儒们所谓的天朝上国，基本上已成幻梦，所谓的天朝已经不复存在。

“儒家治政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失败，并不代表儒家文化的失败。”李文澜这样写道。

绝对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有半壁江山是儒家传统思想撑起来的，我们今天并不是为了全盘否决儒家思想，而是剔除儒家思想中，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因素，最直接的对象就是程朱理学。新朝建立以来，并没有提出任何毁儒灭儒的政策和口号，任何相关看法都是儒士自己强加上去的。反而，新朝重新订立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基本社会礼仪，要求重新建立一个礼乐社会。当然，这个礼乐社会跟孔子所推行的礼乐已经有着较大出入，但是却能更好地提高国民素质，兴复人民道德，而且是全民的道德。王道儒家复古也是最近在报纸上大行其道的一个口号，很多学者开始重新阐释儒家经义，挑选出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内容。…

所以当今社会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却抛弃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极端理论；讲求家庭和睦、夫唱妇随、兄友弟恭等传统道德，却抛弃了过激的贞洁观念、人身依附观念等；提倡知识的重要性，却不限于儒家知识。

德泰皇帝、尹胜吉首相天天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基本上找不出一篇中间没有引述儒家经典的，但是腐儒们却彻底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国家到处宣扬着仁德友爱的儒家社会道德观念，但是仅仅懂得这些的人再也没有了权力。

李文澜称之为怪现象，由于社会形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