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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简称为“非典”，医学界则用科学地称之“SARS”。
这个叫做非典和SARS的东西在四月中旬开始像股市和国际新闻一样挂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战争的枪声零零落落地响，一般市民的神经已经被拖得疲沓了，在伊拉克战争几乎不再成为新闻时，非典像一盆冷水，让整个北京激灵了一下，然后哆嗦不止。北京人原来比广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开始进入高发期，报纸和新闻整天都在头条报道最新情况。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报》，头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动一个报告：今日新发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详细地介绍病人所在区域。后来又增加了外地非典信息，全国在今天的非典状况一目了然。终于看得我头皮发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开始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带上了口罩，有的还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镜，因为传闻曾说，病菌也可以存留在头发和手上，还可以通过角膜传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仅他人成了地狱，就连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没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头发、你的手、你的角膜将会和空气中的一颗病菌合谋起来置你于死地。我们惴惴不安，担心非典的鬼魂附体。
啊，北京（20）
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因为外面乱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写上一天，晚上再写一会儿，然后在十一、二点钟下楼散步，散步回来看碟。很有规律，因为哪里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关了门，朋友上班的也越来越少了，都蜗在家里，有事就打电话。非典期间其实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课后来也停了，上不下去，听说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医学部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牺牲在岗位上。一惊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门的主要是边红旗，他在家里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烦。沈丹开玩笑说，他就是沿街乞讨的命，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
边红旗的确是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为了沿街乞讨。没人可以乞讨了，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