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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驯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凯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