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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

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

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