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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之中。在当代社会中，彼此陌生、流动性强和拥挤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观者，甚至权力机构变得漠不关心。几乎谁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袭击的环境和不愿意干涉别人所谓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袭之前进行监视和突袭之后脱身成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顽固不化的神风队队员或者单独行动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当场抓住的。跟他们的受害者一样，刺客们撤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安全之所以后，再受到袭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们的同伙叛变。如果没有人叛变，他们被当局搜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认为，“穆萨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组织也是一样——就在于他们对用什么简单的办法完成任务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穆萨德”的这种认识也许来自于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主要的武器一直是大胆、自信，依靠奇袭和速度，只在行动之前或之后暴露一分钟——或者只离现场一个街区的距离——这些都使他们能够融入到一个彼此不认识的、现代的、充满自由和流动的社会之中。“穆萨德”发现，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恐怖分子们非常容易地受到运用同样策略的反恐人员的攻击，同时也使得防止恐怖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穆萨德”很可能派出了几个反恐突击队对不同的渗透方法进行实验，“穆萨德”在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本事就是让一个突击队——阿弗纳的突击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除了一份名单和一笔资金之外，什么都不给他们，让他们像那些小型恐怖组织一样，在欧洲秘密活动。

这种方法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实验并旗开得胜，从而让一些研究者以为它是复杂庞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背后有一些品质非凡的特工。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了几个普通的前突击队员和特工，给他们一些资金让他们自由支配，让他们在形式上基本独立。正是这种大胆创新才保证了这次行动的成功。

谈到“穆萨德”对待自己特工的问题，对和错的界限非常模糊。假定确有那些事的话，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特工是被骗了。但是，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即一个特工应该意识到，他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放弃”特工工作的？有没有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忠于这份事业？有没有一个虽然没签但已达成默契的服从合同，或者有没有一个在不愿意继续冒险时再枯燥也要耐着性子干下去的协议？如果一个特工拒绝的话，能不能说他违反了合同？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答案，但——作为一个人，我对特工的失望充满了同情——我觉得这是“穆萨德”心胸宽广的最好表现——首先可以容许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克格勃的特工是别指望这样跟他的上司对立的——编造了虚假的故事还能活下来也是别指望的。

除了对与错这个问题以外，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可能就是反恐有没有用了。阿弗纳的任务最终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人们常常认为，反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没有使潜在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反而使它恶化了；它没有使恐怖事件减少，反而使它增加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事实。在慕尼黑惨案之后的大约十年中，以及从1980年8月至1981年11月之间，至少有二十次恐怖行动都是由“法塔赫”、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赛夸和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以及最近的“解放巴勒斯坦五月十五日运动”干的，致使巴黎、贝鲁特、内罗毕、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维也纳、雅典、安特卫普和罗马的三十六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在我看来，反恐有没有用，不能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来决定。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有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定性的军事战斗。即便来一场“滑铁卢”，最终解决还要一两代人。

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