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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恐怖袭击前四十八小时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纵情作乐。住在最好的酒店里，身上的钱通常只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要在他们声称要去的这个国家订房，也说不出要去拜访的朋友或亲戚的名字。绕道去以色列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却住在日内瓦最昂贵的酒店里，身上揣着一张从巴黎、罗马或者雅典到特拉维夫的单程票，却没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员。

跟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一样，恐怖分子的行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断定。他们旅行时，行李通常很少，要么是一个粗呢包，要么是一个小手提箱，而且喜欢紧紧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机大厅的地上。他们会抽很多烟，而且频繁上洗手间。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会哗哗哗地翻着。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似乎很难。如果准备劫机的话，他们会有三四个人在一起。候机的时候，他们从不坐在一起，但是会频频地交换眼神。（一名“穆萨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通过与照片对照认出了一名恐怖分子，并通过这名恐怖分子紧张的眼神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从行动的位置来看，靠走廊的位置应该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们似乎更喜欢靠窗的位置。

“穆萨德”心理学家把以上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并不一定很准。事实上，它不具备什么科学性，有些是常识。但如果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没有特别的推理能力的话，仅仅依靠这些描述是很难的。阿弗纳执行过几十次这样的任务，可警钟只敲响过两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征都具备——可在审问那对年轻夫妇时，除了发现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么致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而另一次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揣着一张双程票，但他不抽烟，不上洗手间，在候机厅没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纳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并建议等那个人一到就扣下来审问的。他的确是个阿拉伯人——但其他许多乘客也是。

不过，也不能说阿弗纳已成为反恐专家。这期间他承担的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任务。这适合他。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些任务低级。其次，这些工作一般都在国外。在国外就意味着旅行。到1971年末他甚至连纽约都去了：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尽管阿弗纳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时地承担一些安全任务。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就是把一个叛逃者——从来没人告诉他这人是谁——从西柏林偷偷弄回来。这个任务很复杂。后来阿弗纳开着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运送食品的卡车穿过机场周围栅栏上的一个缺口，径直向停在那里的一架波音707开去。他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另外一次是作为戈尔达·梅尔的贴身保镖去巴黎。这次旅行平安无事。

阿弗纳和肖莎娜再也没有理由不结婚了。他们终于在1971年结婚了。当时阿弗纳在野外训练。肖莎娜大学毕业还没有结婚，很可能会被拉去服兵役。但这不是他们决定结婚的主要理由，虽然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样，阿弗纳觉得两个人没有正式绑在一块很舒服。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