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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按吴敬琏的这些分析，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与东欧的布鲁斯和锡克相比，在理论天赋上毫不逊色的孙冶方有着更多的遗憾。

跟他观点酷似、一见如故的布鲁斯后来对“兰格理论”，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鲁斯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终而扬弃了“市场社会主义”。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兰裔英国经济学家K·拉斯基合写《从*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