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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咳咳，逃课。”

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没有办法，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咳咳。”沉默。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点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确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到过，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旷课，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排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报告！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折出去调试题。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很抱怨我们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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