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4/4页)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一样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