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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第二陈情表》）。　他向国王陈述了自己对剧本进行修改后上演，仍然遭到禁止的情况　：“我把戏名改成《伪君子》，　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饰，然而并不见成效；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配一把宝剑，礼服镶了花边，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但是统统不起作用　”，因此他请求国王支持。他还声明　：“如果达尔丢夫之流得逞，那我就无须再想写喜剧了。”

路易十四接到莫里哀的陈情表，见到双方态度都是这样的强硬，不敢明确表态。他考虑到太后虽死，贵族、教会方面的反对势力还是不可忽视，于是推托等他回京后再来审查剧本，把事情拖了下来。

从以上种种事实来看，路易十四在一般情况下，莫里哀传 ？７０？是莫里哀及其喜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　”，但在关键时刻，他就改变了态度。在此之前，无论莫里哀对僧侣、贵族，还是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路易十四似乎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予理会，甚至俨然像“一个正人君子　”，假装维护公理，不时给莫里哀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对路易十四来说，他进行统治的两大支柱——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大都会削弱对方，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因此，为了维护王权必须运用纵横如意的策略，使双方力量保持平衡。而莫里哀对这些阶级的抨击，正适应这种策略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抨击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被允许的。当路易十四认为有动摇王权基础的危险时，他那种大封建主的最高代理人的原形就毕露了。《伪君子》的演出既然激怒了整个僧侣贵族阶级，莫里哀又怎能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情和支持呢？后来，仅仅由于他和宗教妥协成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才准许《伪君子》和观众见面。

请愿者怏怏而归，巴黎方面的情况已更加紧急。８月１１日，　巴黎大主教在教区里张贴告示，　攻击《伪君子》，全巴黎都在拜读巴黎大主教的告示：“据行政监事官报告：于本月５日，星期五，市内一剧院公演了取名《伪君子》的最危险的喜剧，该剧对宗教十分有害，它借口谴责伪善和伪装的虔诚，却为谴责莫里哀传 ？７１？所有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巴黎的人们惊叹不已，争相阅读告示，莫里哀的论敌欣喜若狂。大主教深知对宗教虔诚的亵渎有多么危险，不但禁止《伪君子》演出，同样禁止当众或在某些私人集会上公开朗读或去听这个喜剧的朗读，凡违反者一律开除教籍。这纸告示的分量有多重，即使最天真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巴黎人都很清楚，《伪君子》　的官司打输了。这一下断绝了《伪君子》与群众接触的一切可能。敌人的手段又毒又狠，莫里哀气恨交加，大病一场。王宫剧场也有整整七个星期停止了演出。可是，不服输的莫里哀还想再努力一次，为自己心爱的作品争一条出路。

１６６７年年底，莫里哀重新开始写作。他始终认为自己精心创作的《伪君子》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一出戏不能公演，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１６６９年１月，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决定缔结“教会和平条约　”，教派纠纷暂时平息下来，宗教迫害也不能不有所收敛。莫里哀看准了这个时机，第三次向路易十四递交陈情表，请求撤销禁演《伪君子》的成命。路易十四批准了他的请求。１６６９年２月５日，也就是“　教会和平条约　”签字的当天晚上，《伪君子》终于正式公演了。

这次公演时，莫里哀索性取消第二稿中的修改，莫里哀传 ？７２？恢复了原样，主人公又叫达尔丢夫，剧名改为《达尔丢夫或伪君子》，　只是达尔丢夫的装束用了世俗的打扮而不穿僧侣黑袍。

１６６９年２月５日，《伪君子》　被禁后的第一次正式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