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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叶公超（2）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