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4/4页)

表——即《西滢闲话》作者陈源（陈西滢）当场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于伦敦。面对这种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解除“外交”关系的事实，叶公超下属的一位司长说：“我们现在是开殡仪馆，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也有人当面质问叶公超，如东北籍的国民党*钱公来骂叶公超办“外交”“只知道办丧事”，干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丑事，这使有“文坛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誉的叶公超竟无言以对，使那些久仰“乔治叶”的记者大失所望。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乃至台湾现在画的“中国地图”仍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作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大使’？”蒋氏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坚决反对蒙古国入会，并认为使用否决权与否，权在最高当局，叶公超已超越职权范围，何况叶氏在其报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对蒋介石不敬之语句。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叶公超当时不知内幕，更不知早就想取叶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焕打小报告给最高当局，说他泄露“国家秘密”。蒙在鼓里的叶公超连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总统”将其召回，可“总统”不召见，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叶公超后来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未获批准。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叶公超（5）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